kimiau2023/01/15

廢墟少年長大後過著甚麼樣的生活？「度日」的片名已提供了解答。影片一開始土豆和導演的對話以及老闆娘與少年們的互動，透露出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權力以及真實性的議題。觀看這部片的社會大眾，又是抱持著甚麼樣的態度及詮釋理解「度日」以及「度日的少年」？

延延聊電影2022/11/23

36:45 特別提及： 土豆的好友試圖讓年輕的妻子與剛出生的孩子過上好日子，轉而到農地從事搬運的工作，成天灑農藥、搬西瓜，大清早出門夜深了才到家，土豆時不時拜訪，不顧打擾了好友的家庭生活，直截了當地問著：可否借個車牌？或是要不要一起賺一筆大的？好友在鏡頭前沒有說出口，或許想要婉拒，也許其實想跟上去，我們無從斷定他的心思，他也沒有動作，僅是看著土豆乘車離去，說了聲道別，或許二人此後將分道揚鑣，腳踏實地的生活也好，繼續想著一步登天也好，這便是他們的「度日」。

延延聊電影2022/11/23

躺在金紙堆上的少年煩惱 編導作為一位節制的敘事者，為這群「雲林角落」的少年們「紋身」，寄託了他們「渴望翻轉」的一念，現實卻是他們仍舊在這一落落的「金紙堆」中奮力攀爬，還不清的債務、躲不掉的債主，飲酒、洗車成了他們的解憂之法，酒駕後又被逮捕羈押，為了保釋只能再度欠下債務，我們才明白他們自造的苦日子，就是走不出這道輪迴。

Giloo電影語錄2022/11/08

「我拍完這部電影其實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他們還是一樣『度日』，但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電影，在短短的 30、60、90 分鐘，讓大家看到我們日常的不正義不公義，還有需要被看見的人，那這個結構就還有一點點被鬆動的可能。」—— 《度日》導演林佑恩，金馬58最佳紀錄短片獎

Catherine2022/11/01

《度日》In Their Teens 如果說17年〈廢墟裡的少年〉深度報導裡的負片模糊了人的臉孔，「土豆的故事」影片裡也有許多的空拍大遠景，透過土豆的聲音和自述故事，報導欲照見更大的社會結構、環境問題，那麼到了《度日》的紀錄短片，林佑恩丟掉了這些「報導者」的姿態與距離，改以人的生活與日常出發，整部片極少見說明性文字，沒有告訴觀眾拍攝背景、對象、紀錄取徑等，而就以影像，和影中人說話。 本片大多以手持拍攝，常常zoom in、zoom out地放大人的特定動作（如領薪水、數錢）和臉部特寫，角度多為仰拍，相反於監視器、全知視角的觀察，更強調了攝影機後人的「聚焦」和跟拍紀錄。所以即便林佑恩幾乎沒有以「記者」身份提問，但他的存在標誌的更像是平視，以及如李雪莉形容「同為『人』的姿態」。 鏡頭上很大的對比是，除大量手持紀錄畫面，其餘許多呈現空間環境的空鏡和人在空間中的樣態時，林佑恩則以許多定鏡表現，比如剪接著房屋不同時間的光影、周遭生態變化，「度日」的時間性於此展現，那必須是一種「定」，一種「漫長」，指日未知可否待。 而另一個展現時間的方式便來自紀錄當下的陪伴與生活，不需要任何年月、多少個月後、 或四季的字卡標示，我們仍能透過生活的細節看見四季遞換與度過的時日，比如領紅包、年終，比如貼春聯，比如生日和年歲的增長。 除了攝影紀錄本身的魅力，許多剪接和構圖也既美又有故事（比如從夜店剪到堆滿的貨箱，再跳接幾個人或躺或站在箱子之中的鏡頭），還有節制地剛剛好的配樂和收尾。 林佑恩最後說拍完就要回台北了，拍攝者拍完就離開了，不管是什麼人類學者、報導者、紀錄片工作者，似乎都還是難逃這樣的「離開」，似近又遠，似融入而陪伴，卻仍是不同世界的人，報導團隊到紀錄片團隊度過的可能是幾年，我們度過的是短短不到一小時的影像時間，但紀錄片內部的時間，是無法「離開」的，是這些人度過的十八、十九、二十、和往後的更多年人生。

電影補給站JC2022/10/31

張力超越四十分鐘的《度日》是去年不管長或短之中，最好的台灣紀錄片。在台北電影獎先是輸給「最佳紀錄片」與「百萬首獎」的《捕鰻的人》，但後來在金馬獎也扳回一城，獲得最佳紀錄短片的肯定。 《度日》是台灣常見的鄉下人生紀錄片，在跟拍時去捕抓天時地利的一瞬間，這一群不到20歲的刺青男孩，有人已有家庭與小孩，有的被導演幾次的問題問倒，沒有父母也離開學校的他們，可能還有漫長時間才能想像到生活的方向。 這是很緊湊又不失去情感與內容的短片，似乎每一個被攝者都被鏡頭捕到滿滿真實感的「人生」。在金紙業、農業之間的遊走，早逝的父親與離家的越南媽媽，投射了20年前到現在的社會狀況。導演表示還有其他灰色內容還是以保護被攝者最後捨去掉，但看來完全不失完整度。 不過被限於長度，《度日》選擇用情感替代資訊，用集注在人物上代替花俏的形式。《度日》充滿可遇不可求的生命爆發力，有難得一見的跟拍角色，也有金錢世界跟假錢（金紙）的諷刺對比，導演透過剪輯編排出比劇情片更好的劇情邏輯。

nageeni2022/10/27

延續報導者在2017年「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的報導，不過從影像報導「土豆的故事」到紀錄片「度日」，可能因為媒介上的差異、人物的生活和心境轉變，兩者所關照的重點有顯著的差異。「度日」對人物的觀察，擺盪在難以言語和鋪張的叫囂之間，像是化新聞報導或公視紀錄片的製作限制為警世寓言，又或是這個難以言語的狀態，本身就銘刻於人物所在環境。問題不應一定得到回答，故事無法也不應追求完結，以不確定的約定來使影片嘎然而止，恰到好處或是只能如此。紀錄者處處節制的提問與探查，多由空鏡頭與畫外音處理（躲在卡車內聽著催債聲、空蕩的夜晚街景與拔掉消音器的油門聲），形成小心奕奕、若有所思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