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故事中的人物總是在被逼入絕境以後才從生命中提取最純粹的能量，之所以純粹是因為這些舉動在法律、社會的秩序中「毫無意義」，連最後一搏都稱不上。然而像薄荷糖、密陽、生命之詩等等這些符號，皆說明了他最大的功夫在於於生命中透過將某事符號化、建立秩序象徵的能力。 個人與社會的秩序的衝突成了作品得以被政治化解讀的可能，但李滄東的電影取鏡越是難以理解，就越是加深了其作品複雜化的生命力量，一種更加接近帕索里尼詩化電影的氣息。「我要回到過去」在李滄東的電影中不只是逆流、力挽狂瀾，而是從根本建立「不可能」，是「我要活下去」的另一種說法。 因而當我們看到《幸福城市》時，發現光是用倒敘、賣慘、解謎並不足以滿足。氣息與情感是留給活著的事物，而李滄東作品中的符號就像是畫龍點睛故事裡「點睛」的那一手筆，是一種真正活著而不服於既有框架的生命秩序（這點在生命之詩的結尾其實更加出色的表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