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新冷戰」一詞甚囂塵上，意味著冷戰時代並沒有真正過去，即使柏林圍牆倒塌都已卅年，但是近年來東西兩大陣營似乎又開始各自拉幫結夥、重整隊伍，準備進行下一輪的競爭與對抗。
國際局勢如此，不免也牽動著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及政治文化，尤其特殊的歷史所造就出的文化特質最是難以撼動，倘若形成那些特質的歷史因素（所謂時代的幽靈）並未真正被時間滌清的話。
在看過中國導演董雪瑩拍攝的紀錄片《入戲》（In Character）之後，叫人吃驚的是：不僅冷戰時代沒有過去，連大陸內部的文革也還沒有過去！
《入戲》是董雪瑩在葉京導演2012年籌拍的電影《記得少年那首歌》（Songs of the Youth 1969）中所側拍的幕後紀錄，那知這個電影製作過程的側拍卻紀錄了一場真實上演的文革鬥爭。
葉京導演原本就是想拍部文革時期的懷舊電影（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主），才開始籌備《記得少年那首歌》。從幕後主要編導製片來看，雖然台灣觀眾可能對葉京導演不熟，但這並不是一部尋常電影，畢竟有馮小剛任監製、王朔任美術指導，這兩位不但在中國電影及文學界都是知名的重要人物，連同導演三位全都是經歷過文革時期的所謂北京「大院子弟」，甚至還請來台灣新電影大腕剪輯師廖慶松來操刀剪輯（讓外部觀點介入以避免自說自話？），最終上映的電影片長竟長達246分鐘，堪稱史詩級電影，原訂2016年四月上映，但因故延期，半年後才正式上映（可惜未在台灣上映）。
在籌拍時還在選角的階段，身為幕後紀錄的董雪瑩就進場側拍了，葉京導演的方法是先大量試鏡，找出一批他認為有潛力又合適的男女演員，然後把他們集中到四川一處軍工廠，實際體驗當時軍工廠內的集體生活，為的是希望演員從內到外的氣質及「情懷」，能夠最貼近那個時代。
在《入戲》之外的其他幕後紀錄片段中，葉京導演對著那批「八十後、九十後」的演員們說道：「我是希望看到你們身上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你們都能跟我一塊回到那個年代⋯⋯」、「我每天都想從你們身上看到離我的那個年代的東西越靠近越好，你們靠近了那個年代等於靠近了我的內心，就是我的內心世界，就是我內心的桃花源。」
就這樣，十幾個年輕男女演員被丟回了1969年「體驗文革生活」：不僅對外封閉，電子通訊設備（手機、電腦等）都要繳出禁止使用，甚至不許外出，也沒有假期，每天如軍人般受訓，唱歌答數、按表操課、高呼毛語錄，葉京導演相信一段時間後他們就都能體會、進入那個「純真年代」。
然而這種集體生活還不到一個禮拜就出問題了：其中一位演員江思遠趁導演前來探視時，私下去向導演討假想回家見一下可能將過世的外公，導演當下怎麼反應影片中沒拍到，但是透過副導及其他成員所召開的批評大會，這件事被公佈出來並且要求自我批評，然後整個少年班的演員組就爆了！所有的組員痛批江思遠這種自私不長眼的行為，讓過去大家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費，因為劇組事前已經一再申明相關規範及戒律，還有人干犯，有可能因此耽誤整部電影的拍攝，甚至連累整組演員被取消換人。
之前有位女演員黃幻就曾向導演告假去香港幾天，結果患了感冒回來，又耽誤了導演開會，於是被撤換，但此事未被董雪瑩剪進《入戲》片中，而是被放在其他的幕後花絮片段裡，這表明導演用人的態度很堅決，所以劇組裡的人為了貫徹導演的意志，都一再提醒這些少年班的組員們「全身心投入」的重要。
葉京導演離開軍工廠回北京後就沒在影片中出現了，所以他實際上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從北京派來兩位調查員，劈頭就說導演已將此事「上升為江思遠事件」，要求所有人嚴厲批評檢討，於是劇組又開了一次「批鬥江思遠大會」（之前已經開了兩次），組員們讓江思遠戴上白色高帽、掛上牌子，開始輪番砲轟，「鬥私批修」。
重點不在於江思遠實際犯行有多荒謬離譜（頂多反映出他對拍片的態度較他人輕慢），而在於一週以前這群從未經歷過文革（雖然有看過相關影像）的年輕男女，忽然可以用文革式的語言及方式開起批鬥大會，不用人教，也沒有劇本，一切活生生地在攝影機前自然而然地上演了起來，這也是董雪瑩將此片命名為《入戲》的因由。
不知道這是出於葉京導演的刻意安排還是無心插柳的意外，因為演員們非常有可能因為這個過程而真正回到文革時期，而在影片前半部，葉京導演邀集所有演員一起看文革時期的新聞資料影片，對大家講起他編導此部電影的初衷時，並不單純只是懷舊而已，他也含蓄地對那個時代有所批判：「這是最有骨性的時代，沒有任何國家敢小看中國的年代，就是這個年代⋯⋯你別以為就是現在這個鏡頭裡的這一代人他們特可悲，他們確實也很可悲，包括我在這個裡面，這一代人就是被洗腦給洗成這樣了，但是你們不要忘了，恰恰是在這個鏡頭裡的這一代人，現在在創造中國新的歷史。這個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體中國人都是搖滾，這就叫搖滾，一個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領著大家一起嗨、搖滾。」
他說：「我們要用美好去化解那個年代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巨大的創傷。」
葉京導演經歷過毛澤東以個人權威強壓所有中國人民的時代，有毛撐腰，四人幫掀起文革，所有中國人學到集體第一，不敢有個人私心；結果葉也以同樣的權威強壓所有劇組成員，讓他們用最直接也最快的方式「經歷文革」，認知到「人和就是一切」、「團結所向披靡」，被批鬥的江思遠面對最後一個組員的問題：「你現在心裡把什麼放在第一？」時，他的回答是：「集體。」
這個集體與個體的價值之爭自來就是政治的核心領域，但不要以為它們分別代表左派共產主義與右派資本主義的價值，這其實是極權政治，只是表現在中國共產社會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有所不同。
德國導演丹尼斯・甘塞爾（Dennis Gansel）2008年的《惡魔教室》（The Wave）、保羅・舒林（Paul Scheuring）2010年拍的《叛獄風雲》（The Experiment）以及2015年凱爾・派崔克・阿瓦瑞茲（Kyle Patrick Alvarez）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這幾部電影皆本於1971年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於史丹佛大學進行一項人類心理實驗，他找來一批大學生，依其自願分為獄卒及囚犯兩組，模擬監獄的實際行為，結果大家很快便進入了自己的角色情境之中（入戲），甚至發生幾近於虐囚的事件，實驗只進行了六天便因事態嚴重必須中止，雖然之後有報導聲稱這是一場騙局，某位扮演囚犯者假裝精神崩潰以使實驗提前結束，但整個事件過程仍有參考價值。
《入戲》裡的「江思遠事件」與「史丹佛監獄實驗」在某種程度上十分相似：只要人類社會自我封閉起來，不論規模大小（從十億人的中國到數十人的劇組或者十數人的監獄），總會有人以集體之名要求其他所有人自我犧牲，抹除個體差異，團結一致，而形成極權統治的社會。這也是為何奧地利裔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針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時會提出自由與民主的「開放社會」；而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則認為對納粹德國而言，所有歷史都是種族鬥爭的歷史，對共產蘇聯而言，所有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一旦這些成為無可挑戰的前提，國家的所有行為都會被正當化、合理化，極權也就成為必然。
從冷戰到新冷戰，東西雙方的長期對峙已經對全人類都造成影響，在中國，改革開放卅年之後面對中美貿易戰又開始漸漸走向封閉，文革時代的幽靈會不會又回轉過來？這是重蹈歷史災難，相信連中國人民都不願見到，然而我們自詡站在民主自由的一方，卻也常常忘記自己最重要該堅守的價值，比如在網路同溫層（其實這也是個封閉環境）中霸凌批鬥有異見者，又或者以集體之名要求表態認同某種立場或意識形態，凡此均與「開放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看看對岸的《入戲》這部片，我們或許也該想想自己社會裡有哪些時代的幽靈還未被除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