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德默斯是約翰霍爾經營、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MarineLand的馴獸員之一。在照顧、訓練海洋動物的過程中，逐漸發現園內動物之生活環境、馴養方式皆非人道，使得菲爾．德默斯挺身而出，選擇以群眾抗議、社群網站的資訊傳播、推動立法，來奪回屬於動物們應有的生存尊嚴。
本片以菲爾與海象「親親」的銘印現象揭序，將菲爾對海象及園內海洋動物的使命用「親子聯繫」鞏固。但與其強調動物與人類之間具有情感交流而無法棄之不顧，我們是否只是缺乏勇氣去承認，人跟動物彼此都是地球上的物種之一，不能支配也不需同情，而是尊重。
海象「親親」這類的哺乳類海洋生物既然已被拉進人類的世界，只能被迫依循人類社會的遊戲規則；而在人類的世界中，即便是自然生成的生命，仍需靠法律賦予「權利」。更弔詭的是，法律的促成，竟只能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鬥爭。
縱使把尊重「動物生存權」視為必需到手的金探子，但當我們回顧抗爭過程的「各種權利攻防」，不外乎是菲爾的財力（抗議及訴訟需要之經費、可能面臨之賠償費用），與名譽（對於海象所受的虐待是否屬實？是否誹謗MarineLand？）。
MarineLand則大言不慚地主張大眾對於海洋生物的知識權、娛樂權，以及所有人都可猜想而得的巨額觀光收益。這些權利交鋒，如同牆角的蜘蛛絲，看似提供「動物生存權」溫床，實則只是為了獵捕「人類才能體會的利益」而交織。
「動物生存權利」的法律見解
動物對於「人類是否可得進入其等生活環境」「其等是否願意進入人類的世界」，如何能夠去「置喙」、「湊嘴」？把視角拉回現年的台灣司法界，針對「動物生存權利」，又有怎樣的「權衡」過程？
一、間接承認寵物的「獨立生命體」地位：
動物於我國司法實務上長期歸類為「物」，意即與鍋碗瓢盆這些無生命體無異。即便動物死亡，也不過是「無法恢復的器物損壞」的情狀，僅得提出物品損害賠償，無法要求精神損失賠。
依照110年5月的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在原告所飼養之馬爾濟犬遭被告飼養的比特犬咬死的個案中，沿用先前曾有的判決意見（即台灣高等法院106年度消上易字第8號），通盤考量寵物之於飼養者，非具有替代性或可修復之「物」，而是介於人與物之「獨立生命體」，加上飼主長期與寵物具有情感交流，無法忽視其「家庭成員」之地位，判決據此認定飼主可獲得精神損害賠償之「慰撫金」。
按我國民法，寵物固然不是飼主的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等人格法益的任何一個分屬，但隨著對寵物生存權的重視，台灣司法實務承認「飼主與動物間基於親密飼養關係所衍生之人格法益」逐漸成為趨勢。
此實務見解固然提升寵物之「權利」地位，但仍舊是依附著人類而生，而非單獨視寵物為一可表態之生命體。
二、原住民狩獵權（狩獵文化權）對野生動物保育權之退讓：
布農族Talum Suqluman（漢名王光祿）因持獵槍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遭起訴判刑，後經大法官以釋字第803號敘明，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保障，與環境及生態之保護應並重。
原住民固可透過狩獵文化形塑其部落族群及自我認同，但列於野生動物（尤其列為保育類者）之存續，對於維護物種多元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有其必要，且不應居於狩獵權之下。原住民仍受《野生動物保護法》第21-1條第2項之拘束，即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包括保育類）之行為。
獵殺、捕捉等行為，在生物演化中或許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人類以法秩序的約束，來維持自然界的平衡，並非無實益。然而，能否更大膽檢討那些「具有經濟效益」的人類行為，他們才是造成自然生態失衡之元兇；還是，我們仍只能冀望人類面對現實的勇氣？
小結
法治為人類創造秩序，令權利們列隊整齊，卻又高低不一。而那些在地球上存在的生命體們，為了什麼得加入這樣的權利隊伍中？又為了何種權衡，必須退居後位甚至不見？在人類自滿的法治思維中，這些提問造就了詭譎的一景。
海象不要哭？還是，海象始終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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