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金鐘獎
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
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
1:18:54 邱永漢等旅日台裔作家被排除在台灣文學論述之外，最可惜的還是我們無法讀到更多元、更細緻的文學作品。如同岡崎郁子在電影裡所說，她認為邱永漢筆下的台灣，比起許多台灣文學研究慣於討論的作家如楊逵、吳濁流等人都來得有趣。不只提醒了創作者，小說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故事本身有不有趣，更是給予年輕台灣文學研究者一記忠告，「先著重在閱讀作品本身，不要被先前的論述帶著走。」
台灣特殊性的影響除了造成這幾位作家自身對於身分認定上的模糊之外，邱永漢和陳舜臣這輩作家也可能因為白色恐怖的陰影而有所規避。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確實也沒有義務服膺於台灣國族，反而將文學創作放置於國族想像之前才有辦法成就更好的作品。
除了邱永漢，陳舜臣和年輕一輩的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他們都在身份的自我認同上，有意無意地避開了台灣人這個選項。可能因為試圖在日本文壇塑造一種模糊不清的神秘感，也可能和台灣本身政治上、歷史上的特殊性有關。
「什麼是台灣文學？」這是岡崎郁子最初試圖將邱永漢納入台灣文學系譜中，不斷浮現的問題。邱永漢戰前出生、成長於台灣，戰後因為台獨運動的關係輾轉定居於日本，小說作品雖以日文寫成，內容卻反覆書寫二二八事件。然而，邱永漢卻經常被排除在台灣文學論述之外，他的作品在當今的台灣也不容易取得。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只是帶出了台灣文學研究劃定範圍的問題，更進一步地將問題推向「誰才是台灣人？」、「台灣是什麼？」。
電影裡穿插多個核彈爆發後的畫面作為轉場，像是不斷提醒著台灣和日本終戰後分家的事實。然而，這並不代表兩者從此分道揚鑣，反而像電影裡日本學者岡崎郁子說她對台灣的印象，總有種像日本又不太像那樣的複雜關係。不單純是地景，文化交混可能也是重要因素，電影裡主要提到的旅日台裔作家作品也都算是這種複雜關係下的產物。
對一般人而言，「家」理所當然是指每日回返、身心安頓的居所；然而世上有許多人並無法想像擁有家的感受：他們從生命中某一刻起，因為戰爭、政治、或僅單純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被迫抽離「家」開始流離尋「家」。一邊嘗試落腳紮根，一邊眷戀故鄉的幻影。新家是否能取代那份失落？面對新的身份和新鄰居，他們又如何看待這樣的自己？是終於成為嶄新的人？還是終究如無根的浮萍？
你我為何書寫？當文字從腦海迸出、心中湧入，意象與獨白便取代日日繁瑣、無趣跟惱人的現實；然而對某些寫作者而言，寫字，不僅是抒發，更是救贖或不可不為的使命。我們以「文學」為主題，介紹關於各類寫作者的紀錄片。他們或以詩、小說、評論，以筆（或打字機）為矛，勇敢無畏地描述這世界的真相。而時間在他們創作心靈中所留下的沉澱，更是無庸置疑的徽章。
本片單以「時光台灣系列」為主軸，看13位台灣紀錄片導演利用官方收藏的老影像，經過轉譯後再創作，重新詮釋不同年代的紀實內容。邀請觀眾進入時光隧道，在這些實驗影像中爬梳台灣歷史的光景，觀看跨世代對話的火花。
小時候是電視兒童的我，最喜歡看《五花八門淺草橋 》、《火焰大對抗 》，恨不得能夠飛去日本替徐若瑄的「黑色餅乾」加油。那時候日本娛樂文化對我有不可言喻的魔力，電視上什麼都好漂亮、好好笑、好好看，不像台北，什麼都感覺起來灰灰的。 20歲出頭，我決定離開台北到日本去找夢想。 在東京一轉眼14年就過去了，我也長大了。 終於知道當初在電視上看到的，也許就只存在電視裡。 在日本生活是另一回事，最常吃苦當吃補吃到撐！ 上禮拜偶然在廣播裡聽到謝長廷大使上節目，選了《愛拼才會贏》跟《黃昏的故鄉》來介紹台灣。 能在日本廣播裡聽到這兩首歌，我有點激動。「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在叫我」，人家說旅行是為了找到回家的路，原來就是這種感覺⋯⋯。
瑪格麗特愛特伍帶著《使女的故事》走出加拿大；患有腦性麻痺的湖北農村婦人余秀華，因一首詩紅遍華人圈；1930年代從台灣到東京求學的翁鬧，留下了〈天亮前的戀愛故事〉。Giloo紀實影音與九歌出版社精選站內的文學紀錄片，邀你跟著作家們的文字，抵達他方。
其實是一個玩笑：「這樣會不會被說太臺灣了？」畢竟我們口口聲聲怕無聊怕沉悶，還是咬牙切齒選了幾部大慢片。畢竟有些故事繞不過去，有些學分哭著也要修完。臺灣的鬱結像皮膚下經久不散的沉痾，要請鮮肉按摩師來處理。無論你最後決定對臺灣愛、恨或漠然，我們都邀請你回顧臺灣的喜怒哀樂、高低起伏。帝大影展是鮮度可疑的雙手，桌子底下遞給你的小抄，鬆開鬆不開的氣結，寫盡寫不盡的重點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