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母親》的法文原名Un petit frère意為「小弟弟」，指向片中母子三人中的小兒子，英文片名微妙地改成了Mother and son，台灣的中文片名更直接地取母親之名翻成了「玫瑰母親」，這種從兒子改換到母親的焦點多少影響了對電影觀點的預期。《玫瑰母親》是關於三個角色的故事，敘事直接把電影分成了三個章節，分別以母親、大兒子和小兒子做為各段落的主要視角。 電影故事開始於八零年代末期，年輕母親Rose帶著兩位兒子從象牙海岸移民至法國，寄住在遠房親戚的房子，靠飯店清潔工作維生。她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難民，電影並沒有明指移民背後的逃難因素，不管是社會、經濟、婚姻㫮然，所以也不真的關於女性的創傷與身為單身母親的困苦，反而從親友對她的評價，直稱她有如「公主」，對生活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Rose拒絕別人介紹同鄉的男人給她，而是自由地和不同階層的白人男性交往，這些戀情從角色追求自由的浪漫動機（勞工），逐漸轉換成經濟上的考量（有錢的有婦之夫），搭配著巴黎的飯店、街景與天際線做為空間的提示。 數年後的第二段，大兒子Jean正就讀大學，並有交往的女友，而Rose在外地工作，讓Jean兄代夫職照顧弟弟。在Jean和並不關心他們的法國「繼父」打了一架後，Rose決定結束這段不倫關係，接受與同鄉男人的交往。然而之後Jean的學業仍一落千丈，並持續和新任的父親產生衝突。電影用一場舞廳獨舞戲標示了Jean困在失根的法國，透過反叛來表達對「父親」的無法認同。到了第三段，正在青少年階段的小兒子Ernest並沒有原生家鄉的記憶，他到白人同學的家裏過暑假，經歷了似有若無的性啟蒙（包括異性與同性），同學父母也很「政治正確」地表達親切如家人的態度。然而在假期結束返家時，他發現哥哥已經離開法國回到家鄉和父親與其他兄弟一起，憤怒的他因而展開和母親的長期冷戰。 Serraille身為法國白人女性導演，她在處理非裔移民的故事時，無可避免有種企圖從外部視角將角色納入法國共同經驗的張力。後來我才知道這題材是取自導演伴侶的人生經驗（她和非裔的伴侶育有兩子），而片名的「小弟弟」所指的Ernest這個角色，就我認為在這三人之中才是導演所認為真正的「自己人」，因為他的所有生命經驗來自法國。在電影最後，成年的Ernest成為一位哲學老師，劇本特意安排一場他被警察臨檢的戲，以表示即使他在法國生活長大，但仍然因為膚色而不被視為真正的法國人。 電影最後，Ernest和母親Rose的「對峙」，和阿惠與母親的衝突既相似又相異，兩者都是源自親子間的世代差異，和各自成長文化的社經階級結構，讓他們有著永遠無法彌補的鴻溝，讓親子的斷裂懸而未決。這斷裂源自於移民的身份認同並沒有真正的落定，Rose的移民動機和Ernest的身份處境正來自於歐洲與外部的文化張力。Rose在年華老去後不時回鄉探親，似是放下過往的移民夢，只留下Ernest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因為他已經沒有其他家鄉可以回去。 《玫瑰母親》這部片未來的命運仍然未知，導演努力地讓三位角色不安於他們的政治身份，卻也無可避免地陷入當代身份政治的框架，讓有些評論批評這部片說的太少，但本片的可貴或許正在於導演抗拒說得太多的誘惑，彰顯了電影重述個體生存經驗，將角色重新還原為人的嘗試。 （202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