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剛抵達紐約不久的華人移民丁明，為了償還偷渡來美所欠下的債務，必須在一天之內籌足八百美元。他騎著單車穿越街道，在滂沱大雨之中挨家挨戶送餐，試圖從微薄小費湊出繼續留在這座城市的籌碼。
由鄒時擎與西恩・貝克共同編導的《外賣》，將故事集中在丁明看似重複、實則被債務與時間緊緊追趕的一天。電影拍攝於真實營業的中餐廳，顧客與櫃檯大姐討價還價、廚房裡不停歇的勞動，以及外送員在公寓門口受到的冷淡、客氣與刁難，讓影片同時呈現虛構和紀實的混合質感。
時隔二十多年，《外賣》以 4K 數位修復版重回台灣大銀幕。城市樣貌與外送產業早已大不相同，但重新觀看這部作品，類似的場景在今日仍是一再上演。
未曾改變的勞動者處境
二十年前，在紐約街頭騎著單車送餐的人，多半直接受僱於中餐廳。如今，外送平台的興盛將幾乎所有類型的餐廳都納入生態，送餐不再只是特定族群或特定料理的服務，而是全球城市生活中再日常不過的一部分。
然而，在鄒時擎看來，產業規模的擴張並沒有真正改變外送員的處境。
「現在紐約有很多外送平台，外送員也還是以移民為主，只是現在大多是來自非洲的移民」，鄒時擎觀察到，外送服務變得更加普遍，工作者所取得的報酬卻依舊微薄。尤其疫情之後，世界各地的經濟與勞動市場都受到衝擊，但支撐便利生活的工作者，仍然身處產業最不穩定的位置。他必須加快速度、維持笑容、反覆向客人道謝，才能期待得到多一點小費。顧客只看見餐點是否準時抵達，很少有人知道，門外那名渾身濕透的外送員，或許正在為一筆無法承擔的債務奔波。
田野調查從餐廳樓上開始
當時鄒時擎與西恩・貝克住在一間中餐館樓上，每天進出都會遇見來自中國的餐廳員工。鄒時擎聽得懂中文，也因此留意起他們在工作空檔談論的生活。像是如何抵達美國、如何欠下債務、每天工作多少小時，以及還要多久才能真正開始自己的生活。
「我常常看到他們在街上騎腳踏車，可是從來不知道他們的故事」，好奇心驅使之下，她開始和餐廳員工聊天，電影的輪廓也逐漸成形。
他們在上西城 103 街附近找到可供拍攝的餐廳，往西邊走是相對富裕的社區，但僅僅相隔幾個街區的東邊，便是低收入居民居住的公共住宅。外送員騎著單車來回送餐，也穿梭於截然不同的生活場域之間。
鄒時擎在電影開拍前兩個月便天天待在餐廳裡。她和老闆、員工、上門的顧客聊天，觀察店內運作，也慢慢取得眾人的信任。到了正式拍攝時，劇組已不再像突然闖入的外來者，而更接近餐館日常的一部分。
餐廳裡有主要台詞的角色多由專業演員飾演，不過負責接電話、招呼客人的「大姐」，是真正在取景餐廳工作的經理。她與熟客為了醬料、優惠討價還價的瑣碎對話，也是營業期間的真實互動。鄒時擎回憶道，「觀察了一陣子，還是覺得只有大姐最適合這個角色。」其他真正任職於餐館的廚師，多半是不方便露臉的非法移民，但他們也沒有完全從電影裡消失：炒菜時的雙手、在廚房走動的背影，也都被保留在畫面之中。
而丁明外送遇到的客人，則多半透過分類廣告網站 Craigslist 進行招募。他們不需要扮演複雜角色，只需要在自己家中開門，接過一份中餐外賣。這些公寓並非搭建的場景，而是出鏡者真正居住的空間。丁明每敲響一扇門，觀眾便短暫看見一個人的生活。有人住在狹窄的公共住宅，有些旅客在設備完善的飯店翻找零錢，也有人對遲到的外送員毫不掩飾不耐。電影沒有直述每個人的背景，卻已然從建築裝潢、對談內容與給小費的差異中浮現。
沒有寫進劇本的雨
進入真實場域，也意味著接受許多無法預先安排的變數。鄒時擎後來才意識到，2003 年六月是紐約異常多雨的一個月，而這場沒有被寫進劇本的暴雨，意外成就了《外賣》最難以複製的影像。
雨水隨著丁明的焦慮不斷加劇。他騎著單車在濕滑的街道上奔波，衣服緊貼在身上，手中的餐點不能淋濕，時間毫不留情地流逝。到了電影後段，雨勢幾乎成為丁明不安的外化，將他淋得無處可躲。
以《外賣》的製作規模，劇組並沒有預算使用造雨設備。最初，鄒時擎很擔心天氣破壞原本安排的場次與連戲，直到看見攝影機裡的畫面，她才發現濕潤的柏油路映照著街燈，反而有助於堆疊情緒。「不過比較辛苦的是，因為戲服只有一套，演員每天拍完都全身濕透，回家還得把衣服烘乾，隔天再穿著同一套服裝回到雨中」，鄒時擎回憶著補充道。
餐館的營業狀況同樣左右著拍攝進度。午間尖峰一到，劇組便必須停拍，等到兩、三點客人減少後再重新開機。雨勢、客流與空間原有的運作方式，都不會為了電影暫停，創作者只能調整拍攝，在現實生活的縫隙中尋找電影可以存在的位置。
創作方法的起點
鄒時擎形容，《外賣》是她與西恩・貝克後續所有作品的重要起點。兩人在這部片裡第一次完整實踐了一套方法：進入真實社群長時間觀察，把實際聽見的故事放進劇本，在街頭尋找能自然存在於鏡頭前的人，並以輕便設備和極小規模的劇組拍攝，盡可能不破壞場域原有的節奏。
這套方法後來沒有因製作規模增加而改變。從《外賣》的中餐廳到《左撇子女孩》的通化夜市，鄒時擎依然選擇進入真實存在的場域，與店家溝通、觀察環境，讓拍攝適應現場，而不是將生活清空，再製造一個看似真實的空間。
身為同樣是離開熟悉環境、前往紐約生活的移民，鄒時擎對丁明初到異地的不安並不陌生。對丁明而言，外送不只是賺取生活費的工作，也是一段適應城市的過程。他必須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學會在治安複雜的街區裡移動，並摸索如何與形形色色的顧客應對。片中丁明遭遇搶劫的情節看似充滿戲劇張力，現實卻更加殘酷。鄒時擎提及當年在電影放映之際，發生了一起中國外送員在皇后區遭槍殺的案件。當虛構情節與真實事件如此接近，兩者之間的界線也變得難以分辨。
但鄒時擎也坦言，自己與片中人物之間仍然存在著根本差異。「我能想辦法進入這個社會，可是他們是沒有辦法進入這個社會的。」非法移民的身分讓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隔絕於主流制度之外，可能在美國生活二、三十年，仍然不會說英語，也很少離開由親友、餐館與同鄉構成的生活範圍。
這個封閉的小社會既是一種限制，也提供了基本的保護。部分華人餐廳會為員工提供住宿與餐食，他們每天長時間工作，生活幾乎完全圍繞餐館展開。《外賣》開場出現的擁擠住所，正是真實餐廳員工提供的居住空間。
鄒時擎從他們口中聽見的偷渡歷程往往極其漫長。有人搭三個月的小漁船，經泰國輾轉入境；也有人先抵達加拿大再設法游過邊境，如今則更多人選擇從墨西哥走山路入境。「一路上都要有人帶，換一個人，中間就再被抽一筆」，抵達美國並不是旅程終點，而是還債的開始。工作者必須一邊支付仲介費用，一邊將錢寄回原鄉家庭。《外賣》裡追趕丁明的，不只是某筆逾期款項，而是一套早在他踏進紐約以前便已經形成的債務。
不過，電影並沒有把這群人塑造成只能等待救援的受害者。他們會爭吵打鬧，也會在同伴遇到困難時相助。丁明的外送員同事楊生將一天的外送訂單讓給他；廚師即使嘴上不饒人也主動伸出援手。在拮据的生活裡，他們偶有摩擦，但也互相照應，維繫著一套屬於自己的相處方式。
看見具體的人和生活
從中餐廳外送員到夜市攤販，鄒時擎的視角始終貼近那些維持城市運作，卻鮮少成為敘事主角的人，但她並不將這種選擇描述為一套預先設定的創作宣言。
「我是一個很好奇的人」，走在路上看見賣口香糖的老先生，她都會停下來聊幾句，問他從哪裡來、為什麼在這裡工作。她並不是先決定要拍攝某種「弱勢人物」，再尋找符合主題的對象。相反地，往往是具體的人讓她產生興趣，故事才從一次次交談中長出骨肉。
這也成為她不同作品之間反覆出現的起點。她不急著替角色歸類，而是讓互動自然進入畫面。人物如何度過一天，往往比任何預設的結論，更能說明他們身處的世界。《外賣》因而不僅是二十年前紐約外送員的工作記錄，更讓觀眾得以看見那個站在門外、渾身濕透，仍將餐點送達客人手中的人鮮明且具體的一日。
二十多年過去，銀幕上的一天早已結束，片中人物的人生仍各自向前。鄒時擎至今仍和出演者們保持聯繫，當年的餐廳經理大姐搬往其他州經營乾洗店，如今已經退休，鄒時擎仍不時帶著女兒前去探望。這些延續至今的關係，也讓《外賣》不只停留在那段刻苦的日子，它記錄了人們在大城市裡求生的一天，卻沒有將任何人定格在最狼狽的那一刻。
採訪撰文／宋映萱
照片提供／鄒時擎、光年映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