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上一部片《沒有名字的女孩》(2016)台灣沒有正式上映，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看達頓兄弟的作品，不禁會想這對在坎城兩度掄元兄弟檔導演是否已經開始走下坡？尤其新片《少年阿罕默德》在題材和評價上又引起相當的爭議，雖然這片拿下了坎城最佳導演獎，是他們在坎城正式獎項中拿到的第四種（其他為金棕櫚、評審團大獎、劇本）。 實際看片時也確實感受到兩種批評傾向的矛盾，其一是本片明顯地回到導演較早作品的招牌元素，透過寫實精確的跟拍鏡頭調度，對具有偏執行動的主人公進行角色的情緒與身體的側寫，經由凝視「受苦」進而感受其存在或轉化的某種人性狀態（《美麗蘿賽塔》《兒子》《孩子》）。當然較後來的作品也有同樣的特質，但或許因為引入了多重角色或是不同的情節處理與觀點，讓人覺得更為「劇情化」「社會化」，不過我只是我個人模糊的印像，可能不太準確。 另一個角度正是從他們原本就有的「社會關懷」政治取向切入，彷彿達頓兄弟為了證明他們有能力處理當前歐洲文化衝突的議題，而選擇在新片描寫一位沉迷於穆斯林極端主義的摩洛哥裔比利時少年。身為「老白男」的他們是否有資格處理這麼敏感的跨文化議題？片中呈現出少年「難以理解」的執迷是否是一種對穆斯林的標籤化處理？甚至「達頓兄弟式」的宗教性救贖是不是一種白人創作者的自大與偷懶？ 簡化來說，又是一場關於「藝術創作」和「政治正確」的權力論戰，而導演們也在訪談中一再聲明他們的白人與基督教背景的身份不代表他們不能拍攝關於穆斯林的題材。並保證在宗教和文化的細節上已經盡力做過研究並尋求具種族與宗教代表性專家的協助，同時他們也知道這樣的故事必定會引起爭議。 就我個人而言，這大概是很難判定的矛盾所在，因為我並沒有宗教上的經歷，更對宗教極端主義不熟悉，然而不論是導演或是我個人有相關經驗的朋友，都表示在基督/天主教或是其他宗教的極端主義其實都是很類似的（其實現今的觀眾應該對此不陌生）。與其說阿罕默德對不潔的敏感與殺人的執著是「難以理解」，我倒是認為劇本刻意設計讓少年信仰的封閉邏輯和達頓兄弟信仰的自然主義相互衝突碰撞，創造一個微型的個人世界崩解，仍然是很值得一看的細緻設計。 片中宗教極端主義的科技網路意像（少年沉迷於筆電、網路中的聖戰士圖像），到家庭、學校、監䕶機構被塞在一個又一個的室內空間，反應了人為的社會建構、管理、評估（卻無法感化少年），到動物、農場的自然符號，以及男孩與女孩間的性吸引力引發的宇宙震盪（注意兩人相吻的空間，和男孩要求女孩成為穆斯林的「告白」背後的邏輯，以及換來「神不存在」的「無神論」）。最後轉化少年殺意的意外，正是以身體的痛苦與死亡的恐懼，逼迫他回歸成為一位呼喊媽媽的小男孩，而這正是導演試圖跨越各種宗教的意像，尋找到的人類共通情感。 但因為太容易感受到現實的難解，不免會對這樣的「解答」感到某種天真或是傲慢，甚至是明顯的設計感，但回想《美麗蘿賽塔》或是《兒子》，如果曾為其現實主義的力量所感動，其實《少年阿罕默德》同樣是作者在其創造的現實中對角色進行本能式的人性式的刺激，並且信仰著人心更美好的可能。以這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就這麼將這部作品視為一次「不正確」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