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曦2024/02/09

【​ 我盡力了，但還是會犯錯。 ──《玫瑰母親》】 「母親說話的時候眼神總是閃爍，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不知道她快不快樂。」電影開頭，主角 Ernest 看著曾經的母親、哥哥 Jean 與自己，搭配著列車前進的蒸氣，母子三人離開象牙海岸，來到法國，母親玫瑰為自己、也為這個家庭許諾了一場新生。 「母親快樂嗎？」貫穿整部作品的疑問，生育作為男女之間最大的差異，女性無法逃脫這份「贈予」，在身體孕育著新生命的同時，從一個女人變成一群母親——母親沒有名字，沒有人真正在乎母親曾經是個女人，作為一個女人的慾望、渴望、想望，似乎都在成為母親的那刻，她就不再是她自己。 電影裡的母親玫瑰帶著孩子搬到法國，擔任清潔工的同時，仍想繼續開展自己的戀愛，家庭裡本就缺席的父親一角，便由兒子 Jean 替代，搬來法國之後的生活不見好轉，寄人籬下的壓抑也並不是當初所願的重頭來過。母親期待著自己還是能擁有愛人，同時也將功成名就的渴望放在孩子身上，這份渴望來自階級、種族，也來自性別。 開始戀愛之後的母親，帶著孩子搬到情人提供的公寓，但在更大、更好的房子裡，母親的逐漸缺席也讓這個家相較之下變得比過去還要空蕩。年紀稍長的孩子／Jean，成為另一個孩子／Ernest 的父親／母親，在母親逐漸離開的同時，失能再次以另外一種形式回到家庭，還沒來得及關照母親，孩子原本可能擁有的未來，早隨著家庭功能一起瓦解，被遺落在一次次不斷搬遷的舊家。 直到結尾，疑問仍未被解答，母親卻也只是說「我盡力了，但還是會犯錯。」，或許，這可以說是母親回歸了身為玫瑰的身分，但無法在愛情和家庭中取得的平衡，就得犧牲在孩子身上。無論母親、孩子，都何其無辜，電影不帶批判，以更為冷靜、宏觀的視角，記錄下一個移民家庭的成長歲月，每一個角色都因各自的選擇走向各異的人生，卻又彼此牽絆，但不煽情，就連那些悲劇性的，也被幽微地放在溫暖、飽和的顏色裡傳遞，生命的處境沒有解答，選擇的對錯亦然，但某些關於結構的、制度的刺仍然扎心。 女性處境在幾年間有所進步嗎？我相信答案是部分肯定的，只不過，回首近年在社群平台廣傳的「盆栽要剪，女人要扁」、「男人講話，女人閉嘴」⋯⋯等梗圖，社會性的結構依然沒有因為女性地位的提升而有大幅進展，換言之，這個社會仍然本質上地屬於男性，畢竟社會結構本身正是男性所打造出來的。 所以，母親真的快樂嗎？我總是相信，在每一個母親心裡深處的某一塊，都是憎恨孩子的。從孩子出生的那刻，母親的名字開始消失，而生育作為贈禮，母職成為一種詛咒。如《戰爭與和平》中，年輕的 Lisa 視生產如死刑，生育剝奪女性只是一個獨立個體、並無男女之分的權力，如果母親只能是母親，快樂便不復存在。而失去自我的一角，總會成為面對孩子的勒索。 望不進去的母親的眼睛，長出了白色的花朵，母親的生之渴望寄託在孩子的成就上，如同《當我望向你的時候》導演樹立與母親之間無法對視的關係，在複雜的家庭情感關係裡，母親的愛是真切存在的，可生命的處境沒有解答，選擇的對錯亦然，唯一確定的，是那些關於結構的、制度的刺仍然扎心。 全文閱讀：https://bit.ly/3SP8LP8

院線影評｜我盡力了，但還是會犯錯。 ──《玫瑰母親》｜方格子 vocus

Alfredo2023/11/16

《玫瑰母親》的法文原名Un petit frère意為「小弟弟」，指向片中母子三人中的小兒子，英文片名微妙地改成了Mother and son，台灣的中文片名更直接地取母親之名翻成了「玫瑰母親」，這種從兒子改換到母親的焦點多少影響了對電影觀點的預期。《玫瑰母親》是關於三個角色的故事，敘事直接把電影分成了三個章節，分別以母親、大兒子和小兒子做為各段落的主要視角。 電影故事開始於八零年代末期，年輕母親Rose帶著兩位兒子從象牙海岸移民至法國，寄住在遠房親戚的房子，靠飯店清潔工作維生。她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難民，電影並沒有明指移民背後的逃難因素，不管是社會、經濟、婚姻㫮然，所以也不真的關於女性的創傷與身為單身母親的困苦，反而從親友對她的評價，直稱她有如「公主」，對生活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Rose拒絕別人介紹同鄉的男人給她，而是自由地和不同階層的白人男性交往，這些戀情從角色追求自由的浪漫動機（勞工），逐漸轉換成經濟上的考量（有錢的有婦之夫），搭配著巴黎的飯店、街景與天際線做為空間的提示。 數年後的第二段，大兒子Jean正就讀大學，並有交往的女友，而Rose在外地工作，讓Jean兄代夫職照顧弟弟。在Jean和並不關心他們的法國「繼父」打了一架後，Rose決定結束這段不倫關係，接受與同鄉男人的交往。然而之後Jean的學業仍一落千丈，並持續和新任的父親產生衝突。電影用一場舞廳獨舞戲標示了Jean困在失根的法國，透過反叛來表達對「父親」的無法認同。到了第三段，正在青少年階段的小兒子Ernest並沒有原生家鄉的記憶，他到白人同學的家裏過暑假，經歷了似有若無的性啟蒙（包括異性與同性），同學父母也很「政治正確」地表達親切如家人的態度。然而在假期結束返家時，他發現哥哥已經離開法國回到家鄉和父親與其他兄弟一起，憤怒的他因而展開和母親的長期冷戰。 Serraille身為法國白人女性導演，她在處理非裔移民的故事時，無可避免有種企圖從外部視角將角色納入法國共同經驗的張力。後來我才知道這題材是取自導演伴侶的人生經驗（她和非裔的伴侶育有兩子），而片名的「小弟弟」所指的Ernest這個角色，就我認為在這三人之中才是導演所認為真正的「自己人」，因為他的所有生命經驗來自法國。在電影最後，成年的Ernest成為一位哲學老師，劇本特意安排一場他被警察臨檢的戲，以表示即使他在法國生活長大，但仍然因為膚色而不被視為真正的法國人。 電影最後，Ernest和母親Rose的「對峙」，和阿惠與母親的衝突既相似又相異，兩者都是源自親子間的世代差異，和各自成長文化的社經階級結構，讓他們有著永遠無法彌補的鴻溝，讓親子的斷裂懸而未決。這斷裂源自於移民的身份認同並沒有真正的落定，Rose的移民動機和Ernest的身份處境正來自於歐洲與外部的文化張力。Rose在年華老去後不時回鄉探親，似是放下過往的移民夢，只留下Ernest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因為他已經沒有其他家鄉可以回去。 《玫瑰母親》這部片未來的命運仍然未知，導演努力地讓三位角色不安於他們的政治身份，卻也無可避免地陷入當代身份政治的框架，讓有些評論批評這部片說的太少，但本片的可貴或許正在於導演抗拒說得太多的誘惑，彰顯了電影重述個體生存經驗，將角色重新還原為人的嘗試。 （202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