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盲国萨满》
作為人類學家的導演米歇爾・歐匹茨,在完成《盲國薩滿》這部片之際,正好與西方人類學界「寫文化」的典範轉向差不多時期。 所謂的「寫文化」轉向,其實是批評學者嘗試要維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忽略研究或書寫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當多數人將焦點放在人類學者所書寫的作品時,少有人關注到文字以外的視覺呈現。 尤其《盲國薩滿》在當時被視作是具開創性的實驗作品,觀眾或許可以試著將本片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去思考,不只是影片的再現方式,更包括它在幾十年後又得以再度重新播映的意義為何?
現正就讀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人類學博士班。關注菲律賓左派政治、社會文化、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族等相關議題,並致力於國際交流事務、文化推廣與人類學科普。
在《盲国萨满》
作為人類學家的導演米歇爾・歐匹茨,在完成《盲國薩滿》這部片之際,正好與西方人類學界「寫文化」的典範轉向差不多時期。 所謂的「寫文化」轉向,其實是批評學者嘗試要維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忽略研究或書寫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當多數人將焦點放在人類學者所書寫的作品時,少有人關注到文字以外的視覺呈現。 尤其《盲國薩滿》在當時被視作是具開創性的實驗作品,觀眾或許可以試著將本片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去思考,不只是影片的再現方式,更包括它在幾十年後又得以再度重新播映的意義為何?
在《盲国萨满》
《盲國薩滿》片中使用的語言跟文字相當有意思,大致可將它們分成三類:由旁白所講述的神話故事、解釋性的民族誌資料,以及馬嘉族薩滿在儀式過程中的對話與吟唱。尤其在儀式過程中,當薩滿的動作、聲響及話語與旁白所講的馬嘉族神話故事交織在一塊的時刻,它不僅是透過這些語言的再現強化了薩滿力量的權威性,時間及空間的意義也跟著一同改變。 當導演米歇爾・歐匹茨將馬嘉人的社會描繪成一個具週期性的生活時,薩滿的儀式實踐也彷彿與此一般,讓過去、現在與未來交融為非線性的循環時間觀。
在《盲国萨满》
在《盲國薩滿》有薩滿提及他們對於西方醫學的看法,認為彼此間並不是競爭關係,反倒是得以相互補充的不同選擇,因為前者看待病痛的切入點是由人與靈的平衡而來,後者則是關注於病原。 近幾十年來,尼泊爾的薩滿信仰因為人口外流、交通改善、教育普及等因素而逐漸沒落,部分當地大學及文化中心因而設立薩滿研究課程、發展相關計畫,希望能夠找到兩者共存共生的可能。 不過也有人指出,相較於薩滿對西醫的態度,受西醫訓練的尼泊爾人卻多半對薩滿的致病儀式懷有敵意,反倒是有不少來自歐美國家的人對於薩滿信仰感到興趣,因想望追求靈性生活而前去尼泊爾學習。
Himalayan Shamans – Shamanistic Research Centre of Nepal在《盲国萨满》
本片導演米歇爾・歐匹茨深受法國結構主義影響,在片中嘗試透過薩滿的儀式實作揭露馬嘉社會與神話的抽象邏輯。這也是為什麼薩滿在做儀式的經過少有被影片中斷的情況,搭配民族誌的旁白解說,讓觀眾得以更具體地感受到每個儀式與事件所呈現出來的細節及意義。 另一方面,除了薩滿在儀式過程中的言談之外,其他馬嘉人多半是以群體的模樣出現。他們共同農作、聚會,也在特定時節離開村莊從事遊牧工作,卻不太有影像以外自己的聲音。而導演也將一般民眾的這些行為整合進入薩滿、神靈與馬嘉社會相互關聯的體系之中。
在《盲国萨满》
本片以馬嘉人的薩滿儀式為核心,藉此呈顯出馬嘉社會的運作模式。然而,透過Himalayan Archives所製作的紀錄短片《尼泊爾的馬嘉人》(The Magars of Nepal)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馬嘉人到底為何在1970年代末期過著那樣的日子。 像是片中提到馬嘉人在拉納王朝(Rāņā shāsana,1846-1951)時期遭嚴重歧視且被邊緣化的處境,包括他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甚至也能夠從這部紀錄短片看到,在《盲國薩滿》的拍攝結束十多年之後,以毛主義為中心的尼泊爾共產黨是如何自1990年代開始影響馬嘉社會。
The Magars of Nepal | Western Himalayas | Documentary Film在《大权在后:前第一夫人伊美黛》
以伊美黛為主題的影音作品其實不在少數,多半都能夠清楚地呈現出伊美黛強勢的性格與行事作風。既然如此,《大權在后》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片中提到伊美黛在發現馬可仕偷情之後,力圖振作的那一小段情節。過去談到伊美黛的時候,人們很常就直接把她與丈夫馬可仕的形象與作為給疊合在一塊,但是這部片卻讓我似乎更能夠去理解到伊美黛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而不只是因為丈夫的仕途而攀上高枝這麼簡單而已。
在《大权在后:前第一夫人伊美黛》
《大權在后》一片先是從伊美黛的視角出發,接著討論幾件環繞於伊美黛及其家族爭議的事件,以此做為影片結構清楚的對比。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伊美黛和她的兒女近年來致力於推廣他們的「修正史觀」,認為社會大眾對於菲律賓戒嚴(1972-1981)的批評、人民力量革命(1986)正當性的認知都不甚公允。 目前仍在菲國政壇活躍的伊美黛兒女—小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及艾米(Imee Marcos)—皆曾表示,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往往因為家族的原因會被放大檢視,也會有人把戒嚴視為他們的原罪,這是他們之所以持續推動修正史觀的理由。
在《大权在后:前第一夫人伊美黛》
伊美黛曾多次於不同的訪談中表示:「我第一次出訪中國的時候,毛澤東一見到我並不是先握手,反而是親吻我的手。我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告訴我:『我已經仰慕妳很久了,因為妳成為第一夫人的首要任務就是從文化著手。即便有很多人反對,但妳還是堅持把菲律賓文化中心給蓋起來了。妳知道嗎?中國政權之所以能夠穩定,並不是因為槍桿子,而是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更加堅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觀眾由此得已看出伊美黛的自信所在,或許更能夠理解她為何在《大權在后》會有如此表現。
在《大权在后:前第一夫人伊美黛》
紀錄片《伊美黛與費迪南:流亡夏威夷》(Imelda & Ferdinand: Exile in Hawaii),具體指出伊美黛一家人於1986年因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馬可仕政權而逃亡夏威夷的經過,是一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馬可仕家族為何至今都還相當受到菲律賓民眾歡迎的作品。 他們的家族成員甚至認為,自己當初被迫離開菲律賓,而使得政權轉換的這一系列事件,其實是個由美國所介入並主導的計畫,其中也包括將他們一家人安置於夏威夷的決策。這些呈現於該紀錄片的細節,都是值得對於馬可仕家族感興趣的觀眾進一步了解的資源。
Imelda & Ferdinand: Exile in Hawaii Docume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