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人生》
21:03 KJ作為音樂神童的經歷、以及片中拍攝出的音樂訓練的鏡頭，讓被攝者近乎獨裁，也顯得影片殘酷。導演的意圖透過影片傳達的其實十分清楚，但也讓人困惑的是，兩位指導者，分別是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兩人對待未成年樂團的語言使用、還有權力關係，到底可以如何在鏡頭內平衡？未成年人如何意識到鏡頭語言的紀錄未來會如何傷害自己？這些殘酷的直面鏡頭，加上KJ近日在片外的獨白，也讓此紀錄片更顯艱難。
許佳琦的笔记
在《使女无惧：玛格丽特爱特伍》
1:02:14 《使女的故事》出版於1985年，其實雖然遠在那之前，愛特伍早就已經是擅長以女性主義題材寫作的作家了，只是她不斷嘗試各種不同文類，而之所以在80年代起心動念寫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就是因為美國自1973年羅訴韋德案通過後，迎來的80年代反挫：雷根、保守派與福音教派的pro-life串聯，才讓她萌生出寫成反烏托邦故事的概念。也因此，片裡愛特伍特別強調，《使女》的故事情節都是基於曾真實發生過的新聞事件，例如，美國曾有特定少數教派人士將妻子稱為「使女」；60年代羅馬尼亞政治強人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亦曾禁止 40 歲以下、且子女少於四人的婦女進行人工流產，造成大量無法被養育的孤兒問題，這些孩子也被稱為「希奧塞古的孩子們」（Ceausescu's children，可參衛報相關報導）。
在《寻找乳房》
此外想多推薦幾本也是談論身體經驗的書單，包括女性主義作家羅珊．蓋伊（Roxane Gay）的《飢餓》、《不良女性主義者的告白》、分析女性衣著如何反映社會文化的《穿得像個女人》、以及丹．金德倫（ Dan Kindlon）與麥可．湯普森（Michael Thompson），兩人從性別角度討論男性成長時遭遇的身體規訓與經驗的《該隱的封印》。
在《寻找乳房》
《尋找乳房》（Body Talk）紀錄片問題意識緊扣女性身體經驗，讓人想到女性主義哲學家愛麗絲．楊（Iris Marion Young）《像女孩這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全書反覆辯論「活生身體」（lived body）如何可能作為主體，去感受世界。她在其中一章〈乳房經驗：外觀與感覺〉也講述了女性乳房如何長期被以客體描繪——肉彈、大咪咪、飛機場——而其中最符合想像的「常規」乳房必須高聳、堅挺、渾圓。而當擺脫了男性凝視場域時，真實的乳房經驗又會是什麼？我們如何生產更多以女性主體的論述，來談論乳房經驗？當年的提問，在這部紀錄片中提供了部份的解答。
在《剩女，真的？》
40:11 這段也讓人想到前陣子Instagram粉絲專頁「直男行為研究社」一則引發熱烈討論的貼文，是一個男子追求女性遭到拒絕，就說對方遲早會變彭佳慧（指她的歌曲〈大齡女子〉），也讓人想到除了討論「剩女」之外，部分異性戀男性的求偶焦慮、挫折與自處，也是相當值得關注的題材。
在《剩女，真的？》
或許是同為女性，周東彥的《剩女，真的？》雖然發行已經有段時間，但片中太多情境都仍與2022年身為單身女性所體驗到的社會期望相似。觀影過程不時有激發少女笑或姨母笑的靈魂拷問時刻——雖然想談戀愛，但也懷疑為什麼人需要戀愛？面對社會期望，未婚女性又乘載了哪些社會壓力與期許？
在《以身体为器：她们的感官世界》
1:13:04 這段也讓人想到女性主義哲學家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的著作《像女孩那樣丟球》，描述了從女性己身出發的身體經驗，如何思考性欲，如何思考身體，懷孕、月經、穿著與步行——它們同時是私密的，也是政治的，正如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口號「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我們靠著這股力量，憎恨，忌妒，當然也能創造。」
在《以身体为器：她们的感官世界》
48:41 另一名南斯拉夫藝術家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出生於1946年，父母都是堅定的共產黨員。「我家從小是軍事化管教，儘管我非常不喜歡，但我從成長背景中理解一件事情是，我的父母都是國家英雄，這教會了我，個人的私生活並不重要。我必須犧牲一切，去成就不凡的理想。」 如果父母的理想是共產主義，那麼對瑪莉娜來說，理想就是行為藝術。在作品中，瑪莉娜在身體以刀刻下象徵共產黨的五芒紅星圖像，每一刀都流著血，「鮮血就是我的顏料」，「如果我們想要擺脫痛苦，我們就必須得先理解痛苦。」
在《以身体为器：她们的感官世界》
37:45 內夏特的故事非常動人，她說：「伊朗革命後，父親就當機立斷要送我們出國。當時我就有預感，我們將會長久地分離。」從那之後，內夏特以女性身體作為武器，不斷反思身體意識如何能化為反抗意志。在美國，她嘗試以各種矛盾的字眼，例如波斯語的「破壞」、「殺戮」、「道德」、「信仰」、謄寫在印有自己臉孔的輸出肖像上。「當我寫下這些字時，就像一道傷疤，也象徵著我與祖國之間至今仍未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