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屆金馬獎圓滿落幕，本屆最佳紀錄片入圍者囊括諸多大師級導演，競爭分外激烈，最終由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王兵的《青春（春）》拿下大獎！Giloo 邀請到王兵導演從巴黎與我們跨海連線，聊聊拍攝青春三部曲、《黑衣人》等片的創作歷程，以及他眼中的電影和人生美學。
攝影出身的王兵，擅長使用客觀且克制的鏡頭，如實地呈現日復一日的場景。從二十年前的《鐵西區》到最新的《青春（春）》，不難看出勞動在他的作品中是個長久的命題。王兵直言自己是個喜歡勞動的人，「勞動可以讓人身心健康，人如果不勞動、無所事事的話有什麼意思？」
《青春（春）》是青春三部曲的首作。王兵耗時五年，記錄一群在浙江紡織工廠謀生的青年。他們在封閉的場域勞作嬉鬧，有時也有紛爭。這些年僅二十歲上下的工人來自五湖四海，卻分享著相似的命運。王兵說道，「他們對於婚姻有一定的期望和需求，在這種現實面前，戀愛似乎是自由的，但也不是真的自由。」某種程度而言，他們的人生道路已被社會分流，「這是一種沒有選擇的綑綁。等待他們的只有無休無止的工作，只能為生活物質基本的需求努力。」
記錄群體在當下的真實處境
聊及自身的青春時代回憶，王兵表示，「小時候在農村生活，生活的壓力其實都在父母身上，孩子過得是很天真的」，雖然物質相對貧乏，但每天和朋友一起玩耍，偶爾到田裡幫忙，過著很輕鬆自由的童年。
不過在14歲那年，王兵的父親意外過世，為了扛起家計，他開始在陝西省建築設計院的工作。「周遭都是學習很優秀的大學畢業生，而且專業大多和藝術、建築學相關，也讓我較早接觸到藝術史等話題，奠定了往後發展藝術的基礎。」
2000年後中國的經濟動力轉向長江流域，長年生活於黃河流域的王兵，在2014年時決定前往該地，「我認為我需要做一部影片，完整體現生活在長江流域的大群體，在這個時代的真實處境。」
不同於基調相對輕鬆的首部曲《青春（春）》，第二、三部曲《苦》和《歸》將會更深入長江不同區域。拍攝對象大多來自農村，王兵的成長背景也影響了他對這個選題的處理，「我自己本身也是在農村長大。生命中有一種眷戀，你會對自己生長的地方，有一種懷鄉的願望和感情。」
在王兵的鏡頭下，被攝者總是自然地勞動、談天，甚至連衝突都不避諱。這種極度旁觀的視角，也構築了他的作品中獨有的真實質感。他補充道，「電影的本性、價值、存在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紀錄性。我希望在敘事面強調紀錄的意義，所以採用有點自然主義的記錄方式，來強調攝影機和影像中的人的關係。」
在藝術面前，精神取代理性佔據了主導地位。「我認為世界上還沒有其他東西像藝術一樣有這樣的功能，能讓人類理解彼此的心理。」也因此在《青春（春）》片中，他選擇以「非理性支配」的行為和情感來構造電影，縮小對於理性的描繪，突出感性的行為和狀態，「這是一種敘述的需求，也是我個人希望能讓紀錄片這個片種，在電影中存在的方式做一些想像式的彌補。」
紀錄片是基於現場的創作
聊及《青春（春）》中被攝者的衝突畫面，我們好奇，面對這樣極度非理性的狀態，導演該如何保持鏡頭的冷靜？對此，王兵強調拍攝時要時刻對鏡頭前的所有人物保持高度關注，「你的攝影機如何選擇一個方式記錄，是加強感知、還是後退？都需要在現場立即做出選擇。」
他補充道，「紀錄片並非放任素材遊走就能成為電影，從八Ｏ、九Ｏ年代以來，華語世界除了新聞，或是一些服務於媒體的紀實作品以外，紀錄片在電影史是缺席的，能上升到電影美學程度的紀錄片更是幾乎沒有。」
隨著時代演進，輕量化、數位化的器材不僅打破了傳統的紀錄片語言，也讓王兵離開過往在中國所受到的電影敘事的訓練基礎，「我希望建立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電影語言，而不受我所處的時代、政治背景以及環境的操控。」
不同於在文字劇作脈絡上建構的傳統電影擁有強烈的已知性，王兵認為現代電影在敘事形式上應該更自由、更強調「未知性」，「所以我不干涉現場、不用語言控制，並非不會使用這些技巧，而是我需要排斥這些沒有體現電影更具意義的創造性的元素。」
「任何創造都會立基於前者的基礎，但我需要考慮如何排斥不合時宜、甚至是不文明的基礎。我希望能繼承一個更加人文的、對未來更有創造力的傳統。」
已經進入法國電影體系二十年的王兵也提及，去年在巴黎拍攝的《黑衣人》再度讓他感受到現代電影的諸多可能與彈性，「拍攝《黑衣人》的狀況和過往截然不同，我們受到的支持、人力、器材、環境都更沒有限制，完全是電影的另一種語言方式。」
這部作品以在文革時期受共產黨迫害十四年的中國作曲家王西麟為主角，相較於一般紀錄片常見的由採訪、側拍組成的體裁，《黑衣人》或許更適合以一場行為藝術演出來形容。王兵表示自己想拍出王西麟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個人的凝聚力，於是他們將劇院拆空，四周是紅色牆壁，沒有自然光線，陰鬱的氣氛像是中國帝王的墓穴。裸身的王西麟走向舞台，伴隨著樂聲憤慨哀傷地吟唱，以肢體重現勞改期間的痛苦記憶。
王兵形容王西麟是中國、乃至華語世界近一百年以來最優秀的交響樂作曲家，而他希望透過電影保留王西麟的想法和他所經歷的過去，「在中國不可能有人為他做這些事，但在巴黎我們可以把這些影像放進博物館永久保存，也讓後人有機會查閱最直接的影像紀錄。」
「基於尊重，雖然我不知道能為他做多少，但我想用電影的方式做一個藝術家的致敬。」王兵說道。
不同於去年拍攝、今年成片的《黑衣人》，同樣在今年獲得坎城選映的《青春（春）》從2014年開始籌備，至今已近十年。被攝者多已展開新生活，和片中人事有了階段性的告別，他們是否有機會回顧自己青春的身影？
「這部片首映一個月後就被盜了，全中國都看得到，我也和被攝者說可以上網搜來看。有個女生在沒看到片之前非常緊張，還透過姊姊來聯繫，因為她在片中有個小男朋友，但現在已經有了新的家庭。不過她看過後就沒再來找我了。」王兵說道。
他並補充，電影從業者的基本素質是尊重真實，且不能用影像迫使被攝者淪為工具所用，但與此同時，電影的表達方式是屬於作者的，而不是說拍誰就變成誰的奴隸。「我的作品不會有針對個人的污辱性，所以從作者的角度來看，我不覺得有什麼不能談論的。」
「我對人的私密不感興趣，但我對他們的生活、情感處境非常感興趣。」
王兵不希望刻意營造戲劇性的高潮，「我喜歡安靜地觀看，並在觀看當中去理解他人。但我不願意干涉、左右別人的生活。」
他認為將生命放進電影裡、成為共存，是件美麗又珍貴的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甚至跳脫私人，成為了歷史的印記。肉身無法長存，但影像永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來，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劇的過程。但如果人類無法逃脫命運，又該如何面對當下？王兵沉思片刻，答道自認沒有能力從這個角度指導別人，也不把自己的作品視為教育的材料。
他略帶豁達地說，「我認為重點在於，我們是以寬容的、自由的、積極的角度去體驗人生，或是在被抑制的、被控制的狀態下體驗這種命運？」
「我不認命，但我也不認為人定勝天。」從容地接受，在適當的時間爭取更豐富的人生 —— 這是王兵面對命運的姿態。
採訪／施俞如、李家驊
撰文／宋映萱
照片提供／前景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