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刚抵达纽约不久的华人移民丁明，为了偿还偷渡来美所欠下的债务，必须在一天之内筹足八百美元。他骑着单车穿越街道，在滂沱大雨之中挨家挨户送餐，试图从微薄小费凑出继续留在这座城市的筹码。
由邹时擎与西恩・贝克共同编导的《外卖》，将故事集中在丁明看似重复、实则被债务与时间紧紧追赶的一天。电影拍摄于真实营业的中餐厅，顾客与柜台大姐讨价还价、厨房里不停歇的劳动，以及外送员在公寓门口受到的冷淡、客气与刁难，让影片同时呈现虚构和纪实的混合质感。
时隔二十多年，《外卖》以 4K 数位修复版重回台湾大银幕。城市样貌与外送产业早已大不相同，但重新观看这部作品，类似的场景在今日仍是一再上演。
未曾改变的劳动者处境
二十年前，在纽约街头骑着单车送餐的人，多半直接受雇于中餐厅。如今，外送平台的兴盛将几乎所有类型的餐厅都纳入生态，送餐不再只是特定族群或特定料理的服务，而是全球城市生活中再日常不过的一部分。
然而，在邹时擎看来，产业规模的扩张并没有真正改变外送员的处境。
「现在纽约有很多外送平台，外送员也还是以移民为主，只是现在大多是来自非洲的移民」，邹时擎观察到，外送服务变得更加普遍，工作者所取得的报酬却依旧微薄。尤其疫情之后，世界各地的经济与劳动市场都受到冲击，但支撑便利生活的工作者，仍然身处产业最不稳定的位置。他必须加快速度、维持笑容、反覆向客人道谢，才能期待得到多一点小费。顾客只看见餐点是否准时抵达，很少有人知道，门外那名浑身湿透的外送员，或许正在为一笔无法承担的债务奔波。
田野调查从餐厅楼上开始
当时邹时擎与西恩・贝克住在一间中餐馆楼上，每天进出都会遇见来自中国的餐厅员工。邹时擎听得懂中文，也因此留意起他们在工作空档谈论的生活。像是如何抵达美国、如何欠下债务、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以及还要多久才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
「我常常看到他们在街上骑脚踏车，可是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好奇心驱使之下，她开始和餐厅员工聊天，电影的轮廓也逐渐成形。
他们在上西城 103 街附近找到可供拍摄的餐厅，往西边走是相对富裕的社区，但仅仅相隔几个街区的东边，便是低收入居民居住的公共住宅。外送员骑着单车来回送餐，也穿梭于截然不同的生活场域之间。
邹时擎在电影开拍前两个月便天天待在餐厅里。她和老板、员工、上门的顾客聊天，观察店内运作，也慢慢取得众人的信任。到了正式拍摄时，剧组已不再像突然闯入的外来者，而更接近餐馆日常的一部分。
餐厅里有主要台词的角色多由专业演员饰演，不过负责接电话、招呼客人的「大姐」，是真正在取景餐厅工作的经理。她与熟客为了酱料、优惠讨价还价的琐碎对话，也是营业期间的真实互动。邹时擎回忆道，「观察了一阵子，还是觉得只有大姐最适合这个角色。」其他真正任职于餐馆的厨师，多半是不方便露脸的非法移民，但他们也没有完全从电影里消失：炒菜时的双手、在厨房走动的背影，也都被保留在画面之中。
而丁明外送遇到的客人，则多半透过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进行招募。他们不需要扮演复杂角色，只需要在自己家中开门，接过一份中餐外卖。这些公寓并非搭建的场景，而是出镜者真正居住的空间。丁明每敲响一扇门，观众便短暂看见一个人的生活。有人住在狭窄的公共住宅，有些旅客在设备完善的饭店翻找零钱，也有人对迟到的外送员毫不掩饰不耐。电影没有直述每个人的背景，却已然从建筑装潢、对谈内容与给小费的差异中浮现。
没有写进剧本的雨
进入真实场域，也意味着接受许多无法预先安排的变数。邹时擎后来才意识到，2003 年六月是纽约异常多雨的一个月，而这场没有被写进剧本的暴雨，意外成就了《外卖》最难以复制的影像。
雨水随着丁明的焦虑不断加剧。他骑着单车在湿滑的街道上奔波，衣服紧贴在身上，手中的餐点不能淋湿，时间毫不留情地流逝。到了电影后段，雨势几乎成为丁明不安的外化，将他淋得无处可躲。
以《外卖》的制作规模，剧组并没有预算使用造雨设备。最初，邹时擎很担心天气破坏原本安排的场次与连戏，直到看见摄影机里的画面，她才发现湿润的柏油路映照着街灯，反而有助于堆叠情绪。「不过比较辛苦的是，因为戏服只有一套，演员每天拍完都全身湿透，回家还得把衣服烘干，隔天再穿着同一套服装回到雨中」，邹时擎回忆着补充道。
餐馆的营业状况同样左右着拍摄进度。午间尖峰一到，剧组便必须停拍，等到两、三点客人减少后再重新开机。雨势、客流与空间原有的运作方式，都不会为了电影暂停，创作者只能调整拍摄，在现实生活的缝隙中寻找电影可以存在的位置。
创作方法的起点
邹时擎形容，《外卖》是她与西恩・贝克后续所有作品的重要起点。两人在这部片里第一次完整实践了一套方法：进入真实社群长时间观察，把实际听见的故事放进剧本，在街头寻找能自然存在于镜头前的人，并以轻便设备和极小规模的剧组拍摄，尽可能不破坏场域原有的节奏。
这套方法后来没有因制作规模增加而改变。从《外卖》的中餐厅到《左撇子女孩》的通化夜市，邹时擎依然选择进入真实存在的场域，与店家沟通、观察环境，让拍摄适应现场，而不是将生活清空，再制造一个看似真实的空间。
身为同样是离开熟悉环境、前往纽约生活的移民，邹时擎对丁明初到异地的不安并不陌生。对丁明而言，外送不只是赚取生活费的工作，也是一段适应城市的过程。他必须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学会在治安复杂的街区里移动，并摸索如何与形形色色的顾客应对。片中丁明遭遇抢劫的情节看似充满戏剧张力，现实却更加残酷。邹时擎提及当年在电影放映之际，发生了一起中国外送员在皇后区遭枪杀的案件。当虚构情节与真实事件如此接近，两者之间的界线也变得难以分辨。
但邹时擎也坦言，自己与片中人物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差异。「我能想办法进入这个社会，可是他们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社会的。」非法移民的身分让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隔绝于主流制度之外，可能在美国生活二、三十年，仍然不会说英语，也很少离开由亲友、餐馆与同乡构成的生活范围。
这个封闭的小社会既是一种限制，也提供了基本的保护。部分华人餐厅会为员工提供住宿与餐食，他们每天长时间工作，生活几乎完全围绕餐馆展开。《外卖》开场出现的拥挤住所，正是真实餐厅员工提供的居住空间。
邹时擎从他们口中听见的偷渡历程往往极其漫长。有人搭三个月的小渔船，经泰国辗转入境；也有人先抵达加拿大再设法游过边境，如今则更多人选择从墨西哥走山路入境。「一路上都要有人带，换一个人，中间就再被抽一笔」，抵达美国并不是旅程终点，而是还债的开始。工作者必须一边支付仲介费用，一边将钱寄回原乡家庭。《外卖》里追赶丁明的，不只是某笔逾期款项，而是一套早在他踏进纽约以前便已经形成的债务。
不过，电影并没有把这群人塑造成只能等待救援的受害者。他们会争吵打闹，也会在同伴遇到困难时相助。丁明的外送员同事杨生将一天的外送订单让给他；厨师即使嘴上不饶人也主动伸出援手。在拮据的生活里，他们偶有摩擦，但也互相照应，维系着一套属于自己的相处方式。
看见具体的人和生活
从中餐厅外送员到夜市摊贩，邹时擎的视角始终贴近那些维持城市运作，却鲜少成为叙事主角的人，但她并不将这种选择描述为一套预先设定的创作宣言。
「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走在路上看见卖口香糖的老先生，她都会停下来聊几句，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她并不是先决定要拍摄某种「弱势人物」，再寻找符合主题的对象。相反地，往往是具体的人让她产生兴趣，故事才从一次次交谈中长出骨肉。
这也成为她不同作品之间反覆出现的起点。她不急着替角色归类，而是让互动自然进入画面。人物如何度过一天，往往比任何预设的结论，更能说明他们身处的世界。《外卖》因而不仅是二十年前纽约外送员的工作记录，更让观众得以看见那个站在门外、浑身湿透，仍将餐点送达客人手中的人鲜明且具体的一日。
二十多年过去，银幕上的一天早已结束，片中人物的人生仍各自向前。邹时擎至今仍和出演者们保持联系，当年的餐厅经理大姐搬往其他州经营干洗店，如今已经退休，邹时擎仍不时带着女儿前去探望。这些延续至今的关系，也让《外卖》不只停留在那段刻苦的日子，它记录了人们在大城市里求生的一天，却没有将任何人定格在最狼狈的那一刻。
采访撰文／宋映萱
照片提供／邹时擎、光年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