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AU：退變》
《DAU》不論在海外或國內都獲得了兩極的評價，許多俄羅斯媒體都著重報導《DAU》的醜聞與爭議，但導演仍然獲俄羅斯影評人協會頒發年度事件特別獎，顯見其藝術性及議題性仍備受關注。導演於作品中再現極權對人的影響，從訪談內容中也可以發現，他對於片中的爭議情節都有個人的見解與用意，甚至認為有其必要性，意在引起世人思考等等，他的種種行為與思考模式都頗有俄羅斯文化中彌賽亞意識的味道。
瓦西里莎
政大外交系、俄羅斯研究所畢，研究領域為俄國電影政策，曾任金馬影展第五屆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現仍深陷政治不正確泥淖。
瓦西里莎的筆記
在《DAU：退變》
除了Natasha、Olga、Azhippo、Maxim等較受人關注的參與者外，Dmitry Rumyantsev也對媒體表達了他參與《DAU》的過程。Dmitry到哈爾科夫後，先是有人向他詳細介紹《DAU》與研究所，接著他與導演長談，聽他解釋《DAU》的概念。對他來說，在《DAU》的一切都非常真實，有蘇聯盧布、蘇聯食物以及蘇聯服務生等等，所有的標籤貼都標示了當時的年份，這裡就是所謂的「準蘇聯」，導演創造了另一種蘇聯現實。 Dmitry也參加了嬰兒實驗的拍攝，這個實驗由真正的美國教授、神經科學家Jim Fallon進行，所有人都有權參加研究所的實驗。當嬰兒被帶進來時Dmitry有些訝異，他以為他們會待在普通的搖籃裡，但卻是在籠子中。他不確定是否真的有電流通過，有嬰兒哭了，也有一個嬰兒笑了。電影截取了最令人震驚的鏡頭，也透過音訊剪輯讓哭聲好像久久不散。而Dmitry驚訝於公眾關心的是這些嬰兒為什麼會來到研究所，而非為什麼嬰兒會進到孤兒院，他認為這才是公眾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在《DAU：退變》
哈爾科夫的孤兒院院童參與了《DAU：退變》，該院負責人Tamara Skulsaya說參加拍攝的孩子們年齡為3個月到6個月大，共有四個。當時孤兒院被告知這是一部關於列夫朗道的電影，在拍攝前和拍攝後都有檢查孩子，每個孩子都配有一個護理師，因為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後來這些孩子都已經被收養，沒有養父母反應孩子是否有不對勁的現象。
在《DAU：退變》
導演認為《DAU：娜塔莎》以及《DAU：退變》對柏林和德國公眾很重要，這兩部電影參加柏林影展時很快就售罄了，這代表了在它們與德國觀眾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歷史聯繫，《DAU.退變》講述了極右勢力以及透過哪些機制掌權，他認為這一議題對德國及許多歐洲國家來說都非常重要。
在《DAU：退變》
片中Maxim殺豬的情節引起許多觀眾不適，導演曾於訪談中為此辯駁。他認為其他豬死後成為豬油、肉餅、火腿等等，消失在地球上許多吞噬它們的人民的身體中，成為他們身體的一部分。電影中的豬本來拍攝完就要還給農場，他會在那裡被屠宰。Maxim問導演可不可以把豬給他，他會在科學家面前殺死他，了解這對他們的影響，導演詢問農場經營者後，決定讓Maxim這樣做，儘管他知道這頭豬會被如何殺死。他明白這是個非常尖銳的畫面，會對觀眾產生巨大的影響，豬的犧牲作為被殺害者的形象，他認為這將讓許多人未來在吃肉時，能夠意識到這曾經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
在《DAU：娜塔莎》
《DAU. Natasha》女主角娜塔莉亞・別列日那亞（Наталья Бережная）曾於2020年5月接受採訪，談了柏林影展後她對各方反應的想法，以及引發議論的性暴力過程。 她從2008年加入《DAU》，在研究所中待了一年半，但她沒有住在那裡，而是每天來回，像是固定上下班一般。她認為電影中的形象與自己的真實形象是有落差的，隨著年齡增長，她成為了一個更冷靜、更中庸的人，這部片對她來說是13年前的事，那時的她可能是自己今生都無法與之相處的人。拍攝過程中，他們討論了每個場景應如何發生，按什麼順序進行，有一些即興創作的時間，但是沒有那麼多。 關於她與科學家Luc的床戲，是他們兩人自動開始的，但他們都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起初她沒有意識到拍攝仍在繼續，但她認為這沒有關係，因為任何人都沒有預料到他們會突然開始。當時房間只有Natasha、Luc和一個攝影師，Natasha也同意將這些畫面放到電影中，後來Luc甚至向她求婚，邀她一起去法國，但她沒有答應。 另一個引發爭議的則是Azhippo對Natasha的審訊場景，Natasha表示在事前有與Azhippo討論，為了讓畫面更真實，她同意赤裸入鏡，當Azhippo要脫下她的衣服時，自己轉過身避免笑場，這場戲一次OK，打巴掌及酒瓶性暴力都是兩人討論好的，她認為如果所有人都相信那是真的，表示他們表現得很好。最後Natasha與Azhippo的吻是即興創作的，因為她想藉此取笑Azhippo無法好好撕碎她的衣服，Azhippo沒有料到她會那麼做，在這場戲結束後兩人都哈哈大笑。
在《DAU：娜塔莎》
本片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Jürgen Jürges）獲得柏林影展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他過去也曾與法斯賓德、漢內克、文溫德斯合作，他表示拍攝本片的過程是很痛苦的，因為他過去多是拍攝劇情片，可以控制每個細節，但在拍攝《DAU》時，不能進行任何彩排，必須不斷拍攝。在拍攝過程中，禁止穿著現代服裝進入研究所，在研究所的每個人都必須穿蘇聯時期的衣服，電影攝製組和音響工程師亦是，現場禁止使用現代設備，例如筆電、手機等，也嚴格禁止使用與拍攝有關的詞語。他的攝影團隊只有他和另一個攝影師兩個人，他們用兩台攝影機拍攝，但不是同時拍攝，而是輪流拍攝，因為同時拍攝可能導致第二台攝影機意外入鏡。
在《DAU：娜塔莎》
如果對於「藝術家和極權之間的關係」的主題有興趣，這邊也非常推薦導演的父親、動畫導演安德烈・赫爾札諾夫斯基（Андрей Хржановский）的作品《鼻子，或異見者的陰謀》（Нос, или Заговор нетаких）。本片改編自果戈理作品〈鼻子〉及蕭士塔可維奇同名歌劇，可以看到史達林時期的作家、藝術家、作曲家如何在極權主義下求生存，與政權之間的互動又是怎麼樣的模式。不過目前只有在影展放過，希望Giloo可以引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j4QA5qsCc
2021 TIAF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觀摩長片｜鼻子，或異見者的陰謀 The Nose or the Conspiracy of Mavericks在《DAU：娜塔莎》
俄國老牌電影雜誌《電影藝術》主編Anton Dolin曾回答有關《DAU》拍攝相關問題，他表示《DAU》是一個創新項目，無法預測《DAU》將帶來一場革命還是僅成為歷史上的獨特存在，重複這種經歷非常困難，而它的藝術價值在於《DAU》的許多電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美學印象，在新的素材上帶來了歷久不衰的疑問：「自由的局限、對死亡的恐懼、對愛情的渴望、孤獨和團結。」《DAU》提出了關於紀錄片和劇情片界限的重要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它探索了後蘇聯人民（包括科學家和藝術家）與蘇聯極權主義遺緒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以此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