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阿紫》，是在美國從事多年剪輯工作的導演吳郁瑩的首部紀錄長片。敘事結構乾淨的《阿紫》，將篇幅集中在從越南嫁來台灣的阿紫跟與丈夫阿龍、以及跟婆婆之間的關係，冷靜呈現出她和丈夫在各自原生家庭的要求下，所承受的重擔及兩難。Giloo特地對她進行專訪，請她談談這部影片。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阿紫》劇照／導演吳郁瑩提供；攝影：陳又維
Giloo：可以請您先談談拍攝《阿紫》的緣起嗎？
吳郁瑩（以下簡稱吳）：一開始，我並沒有想到社會議題，只是單純想回來台灣拍一部關於人的紀錄片；我是嘉義人，父母還在那裡，所以也想趁回來時想多陪陪他們；另外我也覺得很少有人深入地拍攝這一帶的人們。於是最初便從嘉義、雲林附近尋找題材。
2013年我初步調查，發現雲林這邊有很多單親爸爸，而且是全台唯一有單親爸爸協會的縣市，因為比例實在太高。於是，我跟這類輔導單位接觸，隨著與他們交談的過程，以及拜訪十幾個個案後，發覺大部分都有新住民的背景，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每個群體也有各自的問題。台灣常會用一種概括的方式評斷他們，比如說越南人、大陸人就是怎樣等等，但我自己並不喜歡如此，而很多時侯我想拍紀錄片也不是因為議題，而是當中的人令我覺得有足夠的張力。
當我進一步了解後，開始覺得，我的影片可能會慢慢朝向新住民這個方向，於是我也跟新住民相關的團體接觸，藉由這樣的人際網，最後遇到了你在片中看到的這位阿紫。我進入阿紫的家庭裡拍攝，除了我一開始有點怕阿龍外，算是很順利的，他們全家都很開放，並不會對我產生很大的戒心。我一共拍了3年，後來又花了1、2年時間剪接。
我並不覺得阿紫是這個議題的典型。不過，我認爲可以從一個人身上遇到的狀況，看到社會因素如何在他身上造成影響，而透過這窗口，可以看到某些社會問題成形的蛛絲馬跡；當然他的反應，仍然有著個案的獨特性。我所做的，也只是提供一個觀察方式，讓觀眾深入去了解一個人的狀態，我們周圍有很多這樣處境的人，但我們可能本來對他們只有較為浮面的理解。
《阿紫》劇照／導演吳郁瑩提供；攝影：陳又維
Giloo：影片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阿紫跟阿龍、婆婆的相處。阿紫好像與社區內其他人沒什麼互動，比較能聊的只有那位她幫忙養蚵的老闆。這是她現實裡真正的狀態嗎？
吳：除了他們的鄰居不見得願意讓我拍，就我自己在現場的觀察與對阿紫的暸解而言，她在那社區裡真的是非常孤單，雖然她有時會和其他新住民或阿桑聊天，但都是比較表面的往來。那樣的孤單一般人看不到，然而我當下有非常強烈的感受。我希望能將阿紫真實的狀態拍出來，因此突顯出這份孤立感還滿重要的，所以剪接時，我便決定只留下她和老闆相處的段落。就我的觀察，這老闆是極少數和阿紫建立起深刻情誼的人，他會看到她工作時有多賣力，感激她的付出，同時也會主動瞭解她原生家庭的狀況。
我認為她會有這樣的孤單也是因為，當阿紫決定來嫁來台灣，某個程度上算是放棄了對自己幸福的追求；然而人很複雜，放棄，並不意味就什麼就都不會再想。阿紫將生活重心完全放在顧好兩個小孩，以及幫父母把房子蓋好，但是當孩子長大、房子蓋好後，接下來她的重心要放在哪？這是很多觀眾看完影片後會問我的問題，也是我想讓觀眾去思考的。就像阿龍會覺得房子都蓋完，阿紫也應該回來專心顧這個家了，可是阿紫已經花了這麼多年的歲月支撐原生家庭，她可以輕易地將這習慣放下嗎？他的老家會允許嗎？這是當中最無奈的地方。
Giloo：關於阿紫的老家，一開始您就決定要去拍攝了嗎？
吳：是的，我覺得一定要去看看她成長的環境是怎樣的，這樣才能更透徹地了解這個人。
《阿紫》劇照／導演吳郁瑩提供；攝影：陳又維
Giloo：在影片裡，阿紫的婆婆一直明顯地流露出對她的嫌棄。您在拍攝時有想過介入、和婆婆溝通這一點嗎？
吳：會呀，我會去問她，但目的不是要挑戰她，而是想了解她為什麼這麼想。我會和她提到我看到的阿紫優點，但她還是會認為阿紫做得不夠好。她會拿阿紫和她自己當媳婦時的經驗相比，覺得做這些都是應該的，因為她以前自己也是這樣過來。我覺得阿紫的婆婆有著台灣老一輩的人的思維，會覺得你如果不聽話，就不會是我疼愛的媳婦，但阿紫並不是她期待的那種溫馴、逆來順受的性格。
但重點是，雙方觀念上的差異會對彼此共同生活產生什麼影響。我自己認為，很多情況雖然是我們台灣人將她們娶來，她們也因經濟因素嫁來這邊；但台灣人往往抱著是要傳宗接代、要聽話的目的，並沒有了解到，娶的其實是個有著不同文化背景跟需求的人。我今天過來時在路上跟計程車司機聊天，那個司機是勤奮的人，工作時旁邊還帶著睡著的孩子，他提到他之前也是娶外配，當初的想法是賭3年，3年後人家還願意留下就算賺到，待不下去的話就讓她回去。聽到當下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他在說的時候又很誠懇。我想這也不能完全說是他的問題，而是他可能也聽到不少像是越南人愛錢、有身份證就想出去工作、不顧家庭小孩這類說法。那麼當他接收了這麼多一概而論的印象，抱持這樣的心態去娶對方，相處上自然很容易有摩擦。我只是希望這部片能打破大家的一些刻板印象。
Giloo：我在看《阿紫》的時候，會覺得影片在剪接的節奏上是很精確的。不過裡面有個段落，是當阿紫牽著孩子在走在路上的背影，這時聲軌滑進一段合唱，像是在感嘆，這麼安排的原因是？
吳：放進這樣的音樂，是想讓觀眾在觀看時，位置能稍微往上拉一點，俯瞰阿紫在生活中的處境。像阿紫父親會說她會這樣子是她的命，阿龍也會說他娶到阿紫是因為命，我們亞洲人常會用宿命論的角度去理解個人的際遇，所以這段音樂帶點命運弄人的感覺，也許他們的命真的就是這樣吧。
《阿紫》導演吳郁瑩
Giloo：看《阿紫》時也讓我驚訝，即使到現在，台灣鄉村封閉的氛圍還是和以前很像，時間好像並沒有怎麼流動。另外，您之前剪輯過《Country Boys》（2006），那部片是談在肯塔基州鄉間少年的生活。這有影響到您後來拍《阿紫》嗎？
吳：我覺得會有那種封閉感，更精確來講，是台灣城鄉差距很大的緣故，由於年輕人都外流出去，這裡就變得像是個被遺忘的角落。我在剪輯《Country Boys》時訝異的是，雖然拍攝時間是現今，但感覺好像是經歷1920年大蕭條的地方。每個國家都有這些被遺忘的角落，我覺得這確實也需要被記錄下來。
《Country Boys》的導演David Sutherland是我進入紀錄片的啓蒙老師，現在他也擔任我的監製。當初我與他一起剪《Country Boys》花了5年。我想我受他影響最深的，是他怎麼透過剪接去說故事、形塑影片的結構。拍攝《阿紫》三年的素材，最後濃縮在一個半小時內，當然不敢說有多麼全面的真實。不過我將《阿紫》讓被攝者們看過後，他們覺得這很真實地呈現出他們自己。我會希望因為我的影片，會讓人想再更加去了解他們，而不是看完故事後便忘了，同時我也沒有要給觀眾任何預設的答案。
我覺得我和被攝者的關係其實很複雜，拍攝時也不免投進很多自己的情感，但我儘量採取旁觀的位置、客觀地看待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基本上我告訴他們：我希望你們的故事，是讓台灣人看到，你們每個人在當中都有各自的立場和處境、有各自的理由和為難之處，我沒有要做任何批判，或論斷誰該怎麼做？因為，只有當事人才有資格決定。我想也是因為這樣，他們感覺到我是願意聽他們講的，才如此信任我，讓我進入他們的生活這麼深。而這部片想要促成的，也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互相理解。像是阿龍看了影片，才多少能體會到阿紫內心的真正想法，而這可能是他們平常生活裡不太會對彼此說的。
（訪談、整理：林忠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