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的電影作為整體來看（也就是作者電影），最核心的命題，用存在主義的話語來說，就是陷落在特定處境中的個人，如何掙扎地在尋求主體生命的超越性。 《綠洲》的女主角腦性麻痺（陷落在障礙身體中），獨自隔絕在房間裡（陷落在封閉環境），但總愛拿著一面小鏡子，把從窗外打進的陽光反射在天花板上。光，具有宗教性的意涵，也是超越性的象徵。 《薄荷糖》最後主角自殺，也未嘗不是在自己已經無可救藥的生命，找尋一種超越性，展現屬於主體的自由。自由展現在選擇死亡之中，而非死亡帶來自由。死亡帶來的自由是抽象、隱喻式的，但選擇死亡本身並不是（因此必然在具體的處境之中）。選擇本就是艱難的，選擇死亡更是艱難，所以才得以見證人的自由。 《生命之詩》則是一個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老太太，努力在陳腐瑣碎的生活中寫出一首詩，也是一個陷落在特定處境中的個人，如何掙扎地尋求主體生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