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確立新詩的民族路線，掀起新詩的時代思潮。
二、建立鋼鐵般的詩陣營，切忌互相攻訐，製造派系。
三、提攜青年詩人、徹底肅清赤色黃色流毒。
對一般讀者來說，今日看到這三個條目，不免會感受到相當地陌生與格格不入的時代感。然而在當時，1954年成立的創世紀詩社，不免與今日的形象不同，在當時政府肅殺的口號中——「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創立時很快就跟著腳步踏上了臺灣內部的主旋律。1955年1月蔣介石提出「戰鬥文藝」並在隔年在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展開反共文藝戰鬥工作案」時，《創世紀》在第五期刊登洛夫〈建立新民族詩型之芻議〉不免可看作回應當時國家機器的聲音，而在那國家動力下取得《創世紀》詩刊的資本位置，或說存活的可能。
《如歌的行板》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以50年代的氛圍來看，高雄也正是一個相當激烈的海港。1949年高雄海軍案爆發，這個事件可說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正要積極確立臺灣統治正當性的時候，當時海軍與眷村氣氛處在徹查「內部敵人」，同時也是對政府、軍中派系加以整編的時代。隔一年，1950年韓戰爆發，當時逃亡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海外的局勢因為這場以及接下來越南發生的熱戰，被吸納進了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抗體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創世紀詩社在1954年由張默、洛夫與（以及隔年參加的瘂弦）成立，並發行《創世紀》詩刊，以及初期對國家文藝政策的跟從，是沒有太多的選擇的。
《如歌的行板》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當時的高雄左營仍保留下了日治的遺產，例如瘂弦談到了當時左營海軍第六燃料廠的圖書館的藏書是他們當時閱讀的來源之一。伴隨戰後接收的過程，1950年一群六燃的工程師在這裡創辦了《拾穗》雜誌。這個雜誌內容以翻譯為主，收有政治實事、科普新知、長短篇小說。而另外《拾穗》則代表了50年代，語言轉換與政治因素下，高雄眷村所逐漸築構的新文化中心。而在這樣的氛圍中，《創世紀》不只是南方軍旅年輕詩人的文學夢，更是臺灣戰後初期文化場域重構的痕跡。而在這樣的環境中，1954年10月10日《創世紀》發刊了，32開本、30來頁的小型詩刊就開始印了起來。
《如歌的行板》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創世紀詩刊，基本上在張默、洛夫與瘂弦三角時期，可分為五零年代新民族詩型時期、六零年代的超現實主義以及七零年代反鄉土的純粹時期。這些時期的發展，與創世紀詩社在當時文學場域的互動有關。例如新民族詩型時期可說是形構「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的重要時期。當同個時期覃子豪（藍星詩刊）與紀弦（現代詩季刊）正在激辯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1956.2-1958.12）仍在商榷其象徵主義、歐美文學的細節，在《創世紀》〈建立新民族詩型之芻議〉卻確立了這兩套詞彙再接下來臺灣半世紀的詩歌動力。當我們回看洛夫在當時談到「我們反對詩是泥古不化的縱的繼承，我們也不主張詩是移花接木式的橫的移植之說，因為外國的花移植到中國來，經過我國土壤（民族思想，情感，生活等）之培育後，所再生之花不可能為原有之花，如硬生生移植過來而不加以培養，施肥，剪裁，勢必枯萎凋殘。因此我們的工作就是感染和加工提煉，使移植之異花變為屬於具有中國屬性，東方味的再生之花。」，創世紀打開了自己文學場域的區位，至今成為臺灣戰後歷史最久的詩刊。
《無岸之河》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而在《現代詩》停刊後，「創世紀」開始向「現代主義」轉向，並開始宣揚「超現實主義」。同時在60年代，以洛夫《石室之死亡》點燃了戰後台灣超現實主義熱潮。這時期的創世紀詩人開始朝向語言的實驗與冒險。1964年12月洛夫在《創世紀》21期翻譯Wallace Fowlie的〈超現實主義的深淵〉與刊登〈詩人之鏡〉一文，更有了其自身創作認同的意味。在這個時期，由於冷戰結構對於出版品流通的限制，《創世紀》的超現實主義，從學者劉紀蕙的說法來看是種「超現實的視覺翻譯」 ，不必然是特定單一源頭的模仿、引輸。並在當時的文藝環境下透過有限的資源，與文學場域如《現代詩》的互動下，構成了這臺灣冷戰結構下的超現實面貌。無論是洛夫對於超現實的想像或是瘂弦後來穿梭在台灣的文藝場域中，在這兩部紀錄片中，都提供了我們不少冷戰時期、白色恐怖對於詩人生命的社會結構。
《無岸之河》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聯合國後，臺灣再次燃起了新的藝文運動，1972年張默重提新民族詩型，而1974年8月洛夫針對現代詩論戰以〈斥「工農兵文藝」〉反對寫實主義立場，重申現代主義的美學觀點。在這個即將迎來繁花盛開的八零年代詩壇前，創世紀詩社成為了時代的草人，如現代詩論戰同時激起了詩歌解讀上「晦澀」、「過度西化」的討論，在臺灣詩歌史中留下了「晦澀」與「寫實」的另一發展動力，詩人不再必然堅持詩不可解、不可讀，而立場轉而思考為何而寫。
《無岸之河》劇照，目宿媒體提供。
如今我們仍可看到《創世紀》詩刊做為臺灣重要的刊物，仍是許多年輕詩人的發表空間。另外一方面由《創世紀》詩刊串起多歧的詩歌討論，也是臺灣戰後詩歌重要的參照點。雖然從近日李敏勇《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雙重構造的精神史》將洛夫以韓國詩人高銀對比，表示新民族詩歌並非毫無其文藝深度，依舊有許多可能性。但在文學史路線以及國家機器的時代轉變下，軍旅詩人與國家機器的緊密關係，使得恩庇侍從的因素對洛夫這群詩人創作生涯的影響其實是很難忽略，又或者在我們回顧詩人的一生時可以發現，中國因素與藝術堅持在《創世紀》詩刊激起的論戰，如何在紀錄片中留下諸多幽微的線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