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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意識形態都在合理化屠殺，現在的我們必須正視歷史，正視歷史不光是國與國之間的事，我們需要正視歷史這個悲劇，保守與進步派都需要接受公正的評價，各位，濟州島的春天終於到來。

2018 年 4 月 3 日韓國總統文在寅於濟州四三事件 70 週年悼念儀式上的致詞，收進了日籍韓裔導演梁英姬於 2021 年完成的作品《雞湯與意識形態》（Soup and Ideology）中，成為這部紀錄片的註腳，而該片也是梁英姬首次將鏡頭從北韓轉向南韓，從父兄的經歷拉往母系的敘事。

擺脫家國父權陰影的家庭敘事

梁英姬於 1964 年，在日朝鮮人聚集的大阪生野區（昔稱「豬飼野」）出生。這區每四個居民中，就有一位在日朝鮮人，其中，有九成來自韓半島南部。戰後，這些「在日」儘管生活貧困，飽受歧視，但遠在海的彼岸的祖國一分為二，更令他們困擾：他們必須做選擇。

「日常生活總無法擺脫政治的綑綁」，梁英姬在《雞湯與意識形態》裡如此描述自己生長的社群，並提及父母因不滿南韓軍人掌政而心向北韓，不僅加入了「朝鮮人在日協會」，讓自己的孩子們接受北韓愛國教育，甚至響應北韓「榮歸祖國」的號召，將三個兒子都送到北韓生活；而母親康靜姬的家人亦遷移北韓，此後 45 年不斷金援至北韓家人，自身只能儉樸度日並賒欠金錢。

若看過梁英姬過往的作品，便會對這個「在日」家庭「心懷祖國」的一片痴心，感到違和，見他們因此自困的窘境，也抱持同情但心生疑問。梁英姬自身也很難理解，故其作品多以此為題，不論是 2006 年完成的紀錄片《親愛的平壤》，或是 2012 年執導的劇情片《應許之國，雙重人生》，對家人的選擇、北韓經歷與這一切發生的背景，皆有所描繪，也不忘質疑。

例如，《應許之國，雙重人生》敘述因罹患腦瘤得以返日就醫的長子，飽受監控，又在一道命令下必須回到北韓，只見他滿是恐懼又不得不從，深怕讓深信「祖國」的父親惹上麻煩。梁英姬透過長子僅有的台詞，表達出衝突，而作為觀眾的我，則是對於家國的「獨裁」及「父權」感到不適。

梁英姬的父親梁公善與大哥梁建五，皆於 2009 年去世。梁建五自是死在韓半島的土地上，而在日本斷氣的梁父，其骨灰則由妻子親自送至平壤安葬——因拍了《親愛的平壤》而引起北韓抗議的梁英姬，終生不准入境。梁家親人皆已不在身邊，只剩康靜姬與梁英姬母女二人在日本相依為命。

或因為如此，過往梁英姬鏡頭下由家國父權主導的家族敘事，得以轉向到女性身上，母女二人終於擺脫過往箝制在他們身上的父權枷鎖，不僅有講述自己的空間，甚至得到某種程度的理解與和解。將於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播映的《雞湯與意識形態》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成的作品。

「我都記得」——濟州四三事件的殺戮回憶

《雞湯與意識形態》約可分為兩個敘事軸，一是梁英姬自己從過去到現在的人生軌跡與想法，另一則是梁母康靜姬前半生的經歷，與失去丈夫的晚年紀錄。從紀錄片一開頭，梁母躺在病床上的敘述可知，其為濟州四三事件的見證者：1947 年引爆事件的觀德亭大會、騎兵騎馬踩死孩子之時，她人就在現場，而後軍警對濟州人民無差別的射殺，她亦親眼見到。她的舅舅與表哥也都死在軍警的槍棍下。

「我都記得。」動完動脈瘤手術的梁母在病床上對著鏡頭滔滔不絕打撈回憶，說起 18 歲那年的恐怖見聞，語氣堅定表明自己記得這一切。

梁母康靜姬出生於大阪，父母則出身濟州島。當時朝鮮於日本殖民統治下，濟州島民無法在嚴苛的政策下生存，多人前往日本求生，康家亦是如此。1945 年，美軍空襲大阪，城市遭到毀壞，康家父母便帶著 15 歲的康靜姬與其他孩子返回濟州島，而在此生活三年的康靜姬也有了婚約——未婚夫是從日本學醫歸來，準備繼承父親診所的金奉喜。

然而此時，為了反對南韓在美國軍管下逕行選舉，擁有獨立自主主張、亟欲擺脫強國介入的左派與知識分子為此組織起來，誓言反對。作為留日青年的金奉喜也是其中一員，並得到醫生父親的後援。未婚夫告知康靜姬此事之時，即是他們最後一次相見。

濟州島左派的行動，招來美韓共謀的強力鎮壓，凡距海岸線五公里遠、以漢挐山為中心的輻射區域，村民都被視為「赤匪」，遭到無差別射殺。在《雞湯與意識形態》中，梁英姬半透過康靜姬接受濟州四三研究所訪問時的敘述，半透過母親曾對自己訴說過的回憶，重建濟州四三事件的脈絡及梁母見過的地獄。這才知道，康靜姬曾嘗試上山協助補給，又怕未婚夫的反抗波及家人，18 歲的她便帶著弟弟妹妹徒步走了 30 公里，涉險登上偷渡船，返回大阪，此後，濟州四三事件成為「紅色河流」的恐怖記憶，無法忘懷。

一鍋雞湯消融彼此的意識形態

另一條支線則是梁英姬自己的人生選擇與對母親的「再認識」——《雞湯與意識形態》前半部，梁英姬再次回顧父親的信仰與將三位哥哥送到北韓一事，並強調自己的無法理解與不能接受。

昔日記錄的影片中，尚有父親要求梁英姬不能嫁給日本人、外國人，只能嫁給朝鮮人的叮嚀，並有他哼唱〈濟州之歌〉的紀錄。但最終，梁英姬選擇嫁給小他 12 歲、出身日本長野的記者新井熏，儘管如此，梁母卻不介意，不僅用心準備了人蔘雞湯歡迎未來女婿的造訪，還顯露許久不見的歡喜笑容，並就著照片為他介紹在北韓的家人們，說他們過得多好。

梁英姬雖未表明未婚夫的意識形態，卻在旁白說他未置一詞，對於梁母的說法沒有提出批判與懷疑，反倒是感覺到親人不在身邊的梁母，有多麼寂寞，因此對她說：「雖然政治立場不同，在日本的我們三人，常一起吃飯、拍照吧。」這句話顯然是「雞湯與意識形態」這個片名的由來，而這句話也同樣回應了：不論梁家長期以來如何受制於意識形態，南北韓對立如何影響朝鮮人的生命選擇，日韓歷史糾葛如何存在於社會之中，但在此時此刻，光是餐桌上的一鍋雞湯，就可以化解無所謂的意識形態，留下的只有人與人之間素樸且真摯的交誼與情感。

儘管梁母不像丈夫如此固守國族性別壁壘，但凡見到女婿穿上韓服拍家庭照，套上圍裙獨自燉煮人蔘雞湯的樣子，仍不免會說：「你母親看到會怎麼說？」「這不能讓你母親看到。」

上個世代仍有上個世代無法拋棄的界線，但這個世代有上個世代所沒有的開放與包容，韓國總統文在寅於 2017 年光復日宣布：親北韓在日朝鮮人，可以自由前往南韓。梁英姬因此鼓勵母親回到濟州島看看，梁母只是笑笑未有明確的答覆，準備著人蔘雞湯的女婿便趁機追進：「對啊，明年一起去，我沒去過濟州島。」

不料，母女生命的兩條支線，因為這個「返回」，終能匯聚連結成一線。

從記憶到遺忘的殘酷歷史：對上個世代的理解與和解

也是同一年，為了籌辦 70 週年紀念活動，濟州四三研究所的研究員們來到大阪，紀錄事件見證者或遺屬的口述證言。康靜姬便對著研究員們侃侃而談當時的經歷與記憶，但彷彿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一般，訪談結束後，她失智症狀變得嚴重，接著被診斷出罹患阿茲海默症——此時的她認知失調，誤以為親人還在身邊，時常探問丈夫孩子人在哪裡。曾記得的都忘記，已失去的卻錯以為還在。

隔年，即是 2018 年，梁英姬與丈夫帶著母親重返故鄉，70 年前只有茅草屋農田與海的島嶼，如今成為觀光勝地，本就逐漸失去記憶的康靜姬更是認不得昔日逃離之地，唯有女兒推著輪椅走過海邊道路，才默默流淚。她什麼都記不得了，連舅舅的名字也說不出來。

「她的記憶難以挖掘，」梁英姬在影片中說，阿茲海默症會抹除記憶與時間感，但又不免反問：「她是記不起來，還是不願意回憶呢？」

我突然發現自己對於母親、對於這座島跟這個國家，所知非常少。

2018 年 4 月 3 日濟州四三事件悼念儀式當天，梁家母女帶著梁父的遺照出席了悼念活動——我意外發現，當日同在現場的我，座位距離他們一家並不遠——大半生都不認同南韓，喜歡哼唱北韓社會主義歌曲的康靜姬並不會唱大韓民國國歌，然而，在儀式上，始終低頭沈默的她卻跟著旁人一起唱起了國歌，像是真正的回到故鄉。

當她們一家人到了濟州四三研究所時，康靜姬面對所有的談話，都拒不開口，反倒是梁英姬本人不斷說話，聲淚俱下：「我這次來才知道這是多麼痛苦的事。」她談到自己母親逃離濟州島的事，「我以前會想，四三事件有這麼嚴重嗎？讓她這麼討厭南韓而支持北韓……我不知道她經歷了那些，是怎麼活下來的？」

過去對於父母的信仰與決定無法理解的梁英姬，在哭紅了鼻子的此刻，面對了過去的無知，同理了母親，彷若道歉。而坐著輪椅的梁母仍是沈默低頭，像是理解了女兒的理解，什麼都沒有說。沒有明言，卻有和解。

而後，她推著輪椅，帶著母親到失蹤者的紀念墓園，向母親報告其未婚夫的後續：未婚夫的弟弟拒絕登記逝去家人的姓名，也不願意立墓碑，他說自己受夠了，再也不願回憶，請大家不要再提，放過他吧。

「那是個悲傷的故事，」帶著帽子的梁母依然低頭不語，沒有任何反應，甚至打起了盹，梁英姬於是輕聲地對母親說：「回想很痛苦，還是遺忘比較好吧。」但還是忍不住補充：「該負責的人，要記得。」

相較於此片一開始，梁母斬釘截鐵地說：「我都記得。」一直到得了阿茲海默症後的遺忘或是拒絕回想，甚至是踏上濟州島後的絕對沈默，似乎不得不老哏地把米蘭昆德拉那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搬出來談——本是記得的人不論自願或非自願地，會走向遺忘，或許梁母仍然記得，但踏上令她戰慄的故土，選擇迴避記憶，而其未婚夫的弟弟即使記憶鮮明，卻明確表明「不願回憶」、「不要再提」。

梁母與未婚夫的弟弟，實是當代回顧過往威權統治歷史時的兩個典型，這正是為何會有政治人物盧武鉉、文在寅、有濟州四三研究所、有小說家玄基榮，有濟州四三紀念和平公園，甚至有梁英姬這部紀錄片的原因，因為總要有人記得，而且要幫該負責的人記得，並提醒他們負責。

梁英姬過往的作品，多碰觸其家人的政治意識形態，談北韓的不仁與控制，而在父兄過世後，則透過《雞湯與意識形態》觸及南韓過去的罪惡與傷害、回到母系，透過年邁母親的失智，彰顯記憶的存在，而這自然也是另一種跨越意識形態的表現。當然，梁英姬雖探討濟州四三事件，但顯然無意與其他深究人類罪行的影片工作者一樣，把揭露這類大屠殺為重點，然而，《雞湯與意識形態中》作為紀錄片，作為藝術，仍是影片工作者對於此等暴行批判的貢獻與加註。

如同記錄赤柬暴行的導演潘禮德在著作中所言：「經過三十年，紅色高棉依然保持勝利：死者已矣，從地球表面被抹除了。紀念他們的石碑就是我們。但還有一個石碑：研究、了解和說明的工作。這不是可悲的追求；這是對抗淘汰的奮鬥。當然，這種工作無法讓死者復生。它並不尋找惡地或灰燼。當然它也不為我們帶來安歇、不會使我們柔軟。但它會將我們的人性、智慧和歷史還給我們。有時它甚至讓我們變得高貴。它使我們真正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