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革命》
我的孩子小川兩歲半第一次上街遊行,是2019年夏天在台北聲援香港的時代革命。那時我們每天一起看新聞,看香港人動員組織的進展和險境,看他們從和理非、勇武、Be water轉變為人人頭戴防毒面罩、自製汽油彈。我每天都要解釋:他們在對抗什麼?保護什麼?小川還差一歲,就能跟我們一起進戲院看這部紀錄片了。我們時常討論,作為一個「人」的條件是什麼?壓迫之下,什麼可以妥協,什麼要堅持到底?看完《時代革命》我想從片尾的「香港人」章節來跟小川討論:他們的行為如何定義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光復如何不是以「地」來思考,而是以「人」的信念匯聚出新的家園?
在《瑪雅黛倫之鏡》
《瑪雅黛倫之鏡》以「揭開面紗,裡面有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起頭,以「我們對她的每一種猜想和詮釋」作結,我們試圖趨近瑪雅黛倫的生命和電影,就像貫穿全片的流水意象,從具體的波動形貌,逐漸轉為抽象的光點閃爍。神秘、無解、令人暈眩。意識震顫的某些瞬間,我們完全懂得她的執迷和漂浮。如果我們不試圖說出來,我們就不會醒來。
在《瑪雅黛倫之鏡》
瑪雅.黛倫現實裡不顧一切奔赴的偏執,電影中不斷背離或應和的命題,同樣使我傾心。她是詩人、舞者、前衛電影之母,她的創造力和她的傳聞一樣繁盛,留下巫毒祭司的美艷形象與啟發美國實驗電影深遠的作品。《瑪雅黛倫之鏡》最令我難忘的是她說話的節奏和韻律,還有撐起每一個字的情感和信念的份量。而這一篇報導,摘錄了瑪雅.黛倫對於生命和電影的探究和省思,可以親近她的心靈結構。
https://www.themarginalian.org/2015/01/23/maya-deren-advice-on-film-letter/
在《瑪雅黛倫之鏡》
瑪雅.黛倫企圖以主觀直覺來發展抽象結構。她認為電影如同詩歌,對主體或情境做的是垂直的剖析。她在〈Cinematography: the creative use of reality〉一文提及:「電影中,我們從辨識某一現實開始,而後緊跟著知識及態度開始演動,只有這樣,對此一現實的觀點才開始產生意義。」她放棄了水平開展情節或關係的敘事模式,而是透過影像中的時間去延伸空間,也以空間去創造時間,呈現「人的精神脫離時間宰制」的存活狀態。
在《瑪雅黛倫之鏡》
瑪雅.黛倫在她早期的作品裡自編自導自演,她和她的眾多分身相互追獵:《午後的羅網》她拿起手上的刀子,刺向沉睡中的另一個自己。《陸地上》的她偷了棋子,有人也跟她一樣。一個追逐一個,直到轉過身來,發現自己在追逐自己。她的電影像是心緒或意念憑藉發生的一處傷口:女人是永恆分裂的主體,自己包覆自己、跟從自己、失落自己。
在《瑪雅黛倫之鏡》
大學畢業以後,我留在喜愛的城市。白天擺地攤,賣自己的詩和畫。晚上去酒吧,調酒和洗馬桶。有了一點閒錢,就到台北看影展。2006年10月,我在「女性影展」看了瑪雅.黛倫一生所拍的七部電影,感到整個世界的光芒在我的心上跳動。為了理解她詩意的影像,即刻我報考了電影研究所。我想懂得她驅使夢境無限衍生的咒、如詩的垂直敘述和剪輯邏輯、怎麼藉由身體和鏡頭的運動來讓電影的形式和內容走向彼此。多年過去,我懷疑我真正渴望的,只是活在她的電影之中:狂喜、忘我、創造神話。
在《搖搖晃晃的人間》
問余秀華,詩歌是什麼呢?
她說:「我不知道,也說不出來,不過是情緒在跳躍,或沉潛。不過是當心靈發出呼喚的時候,它以赤子的姿勢到來,不過是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在搖搖晃晃的人間走動的時候,它充當了一根拐杖。」面對無法修改的現實,余秀華展現了無法修改的搏鬥意志和突圍行動,那是她和她的詩留給這個世界,最美的人形。
在《搖搖晃晃的人間》
荒原一樣的強韌存在,或許就是余秀華的自畫像。彎曲而無法折斷。匍匐行進而絕不傾覆。她和她的故鄉橫店在紀錄片的交錯剪接之中,也成了彼此的鏡子。她和那片農田,有布穀、高粱和白日夢,還有冰雪、泥石流和荒謬。導演貼著余秀華和故土、母親、丈夫、詩壇和讀者所開展出來的各種關係去拍她和現實如何圍困對方,相互索求。她拒絕依附,追尋自由和獨立,無論那自由和獨立的追尋如何狼狽且不被理解和祝福。
在《搖搖晃晃的人間》
余秀華在她的詩〈此刻,月光灑在中年的庭院〉寫「一個人就是一片荒原」,偶爾有房客,有雷聲,有春暖花開,即使凋謝的速度比綻開的決心快多了,這人還要「再試探著重新長出草,覆蓋流逝的水土和地面深處的岩漿」。即使這是中年,如今,他該有的都有了,只是「風不時地吹來,沒有誰看到他的慌張」。
慌張什麼?停滯的事物已經夠人受的了,還有更多的正在停下來,而他仍要生出力量,孕育新的綻開和新的凋謝,不被中年所困。那慌張是在對抗無望、對抗大於自身的力量。風不時地吹來,擊打他的荒原,也提醒他還有這樣未曾停下來的事物,值得他近身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