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類學家的導演米歇爾・歐匹茨，在完成《盲國薩滿》這部片之際，正好與西方人類學界「寫文化」的典範轉向差不多時期。 所謂的「寫文化」轉向，其實是批評學者嘗試要維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忽略研究或書寫過程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當多數人將焦點放在人類學者所書寫的作品時，少有人關注到文字以外的視覺呈現。 尤其《盲國薩滿》在當時被視作是具開創性的實驗作品，觀眾或許可以試著將本片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去思考，不只是影片的再現方式，更包括它在幾十年後又得以再度重新播映的意義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