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一》當中的人都試圖去探索另一個可能：要是我曾經這樣做會怎麼樣？然而可能性並沒有向前延伸，而是成為了「背面」。就像是將撲克牌給翻一個面一樣。 卡牌遊戲的輸贏是由規則所決定的，《一一》告訴我們，我們既是玩家，同時又要在卡片掀開的時候當「規則」自行宣判結果。是否有個可能是，楊德昌在《一一》其實所訴說的不再是社會改變了人的質性，而是從內在的角度探討為何人會自行將自己判輸？ 回憶是一個超大型的規則產生器，觀眾在日本—台灣平行剪輯的段落所見到的是一段偽記憶，說明規則如何產生。在一段不了了之的感情之中其實便已經決定了彼此都是輸家，無論未來如何。同時城市（在楊德昌的電影中，特別是台北）作為一個在快速進展中擁有累積、器官，記憶與回憶的個體也對自行判輸有著一股衝動。 片末，洋洋一語道破背影僅是「我們看不到的東西」，而我們卻經常將背面誤認為是自身以外的另一個可能而不斷的追逐。那條虛幻的尾巴需要透過他人來確認與捕捉（透過相機），而在楊德昌的電影中彷彿一切全都成為了背面供他拍攝，但透過那股「輸勁」，我們反而被賦予一個更加圓滿的生命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