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電影使用極簡的手法，簡化到只留下最起碼的要件，再三地述說相同的簡單故事、始終相同的人物、相同的城市，東京。這段橫跨四十年的編年史，描繪出日本生活的轉變。 小津電影觸及日本家庭的緩慢式微，由此國家認同也隨之式微，但並沒有沮喪的指責新潮流、西方獲美國的影響，而是以淡淡的懷舊感悲嘆著，同時正在失去的傳統。」 文溫德斯在1983年前往東京尋找小津遺緒，拍下旅途幾日的東京影像：地鐵站、柏青哥店、墓地、賞櫻、計程車、大樓頂的揮桿場、食物模型工廠...看似無關緊要的場景與呢喃，看見城市化下的東京，極度商業行為之中，既諷刺又如夢似幻的超現實。 影像詩人把柏青哥寫得深刻「這種遊戲會誘發催眠一種奇妙的幸福感，勝負幾乎不重要，但隨著時間經過，你會暫時迷失自己與機台融為一體，也許你會忘記一直想忘記的事。」 也訪談演員笠智眾、攝影師厚田雄春，他們提到小津拍攝現場的某些習慣，一場戲總是會拍攝兩個鏡頭以上，會用特製碼錶計算秒數與底片長度，盡量不在被人包圍的公共場合拍攝，以及攝影機架設在離地四呎高度的原因，幾乎不和演員討論的指導作風......特別讓我感覺到「形式」的重要性，工作的細節某程度也是風格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