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討厭的男子的一生 — 薄荷糖》 觀影後讓我聯想到了，由中島哲也編導的《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松子用一生試圖治癒童年，其實看完後始終感到不快，說不出所以然的那種不快，不是對松子本人的自毀性格感到不快，也不是對他人生荒腔走板的過程感到不快，直到看了《薄荷糖》後，終於理解了那種不適感從何而來，是觀點的差異。 韓國民族有著對悲愴與自掘傷疤的文化，這與日式的菊花與刀截然不同，松子的自毀是武士道式的切腹文化，它指向自身，並向至高的眾在謝罪，但《薄荷糖》演繹出令人討厭的男子的一生，它嘶吼著向至高的眾在問罪，「是誰造成了今日的我們？」，20代時內心總揣懷這句問號，最近流行從童年創傷去尋找解答，那句「有的人用一生去治癒童年，有的人用童年去治癒一生」，似乎成了順理成章的答案。 然而李滄東用薛景求精湛的演出興師問罪著，看看國家對我們做了什麼，看看社會對我們做了什麼，看看世界對我們做了什麼，那悲愴的童年，都是由這些滿目瘡痍的人們所造成的，而他們的童年也由上一批倖存者帶來的，根本就不是什麼狗屁童年的問題，而是一個又一個世代的悲劇，以為發達了進步了，茹毛飲血的吃人社會其實從未止歇，憤怒的人們老了，不負記憶的孩子們大了，歷史重演的方式依舊，是建立在暴力上的傷疤，涓流不息的鮮血，成了地獄朝鮮的眾生相。 「我的軍靴濕了，好像走不了了。」 令人坐立難安，符號與台詞的隱喻都過分地尖銳，也令人哀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