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滿政宣歷史記憶的空間，觀看一部跟文革相關的紀錄片是什麼感受？城市遊牧影展在5月11日，於台北空總中山堂，舉辦紀錄片《入戲》特映會，並邀請政大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李政亮，以及Giloo紀實影音總監鄧兆旻，來與觀眾進行映後座談。這次特映會後，《入戲》也已經在Giloo紀實影音上架，歡迎有興趣的觀眾前來線上觀賞。
《入戲》這部紀錄片，緣起於導演董雪瑩想拍攝一部關於演員生存狀態的紀錄片《微笑》，然而在補拍素材時，意外被引進葉京導演籌備《記得少年那首歌》的劇組中。葉京為了訓練年輕演員呈現電影中文革時期的精神氣質，將13名演員集中在四川一間廢棄軍工廠，隔絕電子產品與外界訊息，每日穿著文革服裝，沉浸在軍事訓練、紅歌與毛語錄中。令人驚訝的是，沒過多久，演員竟然開始也在日常中「入戲」，竟讓人無法分辨，這樣的意識形態是否真的內化到他們的現實。而當其中一名演員江思遠試圖請假外出，伴隨葉京一聲令下，劇組內隨即爆發了一次殘忍的批鬥。
在董雪瑩的鏡頭與剪接中，這段經過，被剪裁成一場關於人性的實驗。演員起初的嘻嘻哈哈、不當一回事，到後來真的一板一眼，甚至「大義滅親」，文革不容懷疑的教條，意外地跟劇組內的權力結構結合，壓抑著劇組中每個成員的自我和獨特性。也揭露出，在集體主義瀰漫的氛圍下，人是多麽容易在他人面前戴上溫馴的面具。本片在完成後，曾參加北歐的「哥德堡電影節」，並在中國的獨立影展「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中，獲得「最佳紀錄片」提名及「一種立場」獎提名。
放映結束的映後座談上，曾在中國生活12年的學者李政亮。為觀眾補充許多片中葉京導演的資訊。他提到，葉京在籌備《記得少年那首歌》時，找來編劇王朔及導演馮小剛當製作。像王朔曾寫過小說《動物凶猛》（後來改編成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馮小剛拍過《甲方乙方》、《芳華》，這些也都有觸及過去那段所謂的紅色青春記憶。
映後座談現場／城市遊牧影展提供
而葉京、王朔、馮小剛的共同背景，都是在北京的軍隊或黨政機關大院長大的「大院子弟」，在耳濡目染下，也承襲了父輩願意為國家上戰場的信念。在當時北京大院子弟的世界中，支撐他們信念的，一個是毛澤東的說話，另一個便是《列寧在1918》這部很風行的電影。有趣的是，北京大院子弟的青春記憶，在不同年代的中國電影裡經常出現。而在《入戲》，我們也可以看到葉京做了一個實驗，針對這些他認為已經淪喪、總是沈浸在手機的年輕人，試圖讓他們回到那個他認為的「純真年代」。
順著紅色青春記憶的話題，李政亮也提及，這段記憶通常有兩個特徵：一個是「英雄主義」、一個是「個人屬於集體」；但這裡頭，還有一個記憶上的鬥爭，也就是關於這段記憶的另一個面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曾出現過「潘暁事件」，就是當時《中國青年》雜誌上，收到一封作者署名為潘曉的讀者來信，提到自小篤信的、像雷鋒等等那些文革期間的價值觀，在現實中反而遭遇到種種挫折，這封信引發了近十萬人的迴響，討論過去所深信的教條，如何在改革後的現今去調整。個人在生活上若有私心和自我，算不算自私有罪？關於中國社會，自由與保守、開放與權威、個人與組織這幾組對照，其實各有不同的討論。而紅色青春記憶除了在90年代中期的中國電影出現，薄熙來在四川唱紅打黑時，也是有著類似的社會氛圍。那麼在紅色青春記憶的浪潮重新出現時，是否有出現其他角度的討論，這是值得注意並觀察的。
Giloo紀實影音總監鄧兆旻則提到，他覺得這部影片被放在像中山堂這樣政令宣導意味濃厚的場地播放，很有意思。紀錄片中所觸及的，像是機構如何影響個體，個體跟集體之間關係的辯論。其實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許多集體主義的實驗到最後為何會失敗，我們都可以在這片裡看到影子，因為每個人的個性都是不同的，可是集體主義又想把所有人塑造成同一個樣子。另外，在批鬥會上，雖然是批鬥演員江思遠的過失，但飾演戲中父親「李泉」的演員卻也跳上去替「兒子」承擔。這當中戲裡戲外、真真假假曖昧的部分，也非常讓人玩味。
節奏明快的《入戲》，從開始的逐漸醞釀，到最後事件的驟然爆發，除了帶有顯著的戲劇效果，讓人訝異片中人物的劇烈轉變；也對於文革的討論，帶出人性化的觀察角度，冷靜剖析那股混雜著崇拜、畏懼與屈服的莫名狂熱。《入戲》的主題雖是文革，但放在現今極右派崛起、民主倒退的全球氛圍下，卻也無疑是一記清醒警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