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往東的回憶》這部紀錄片裡，觀眾很快就會發現蘭司鐵（Gustaf John Ramstedt, 1873-1950）經常在學習語言。而且他學習這麼多種語言並不只是為了溝通，在繁瑣的外交事務中間，他還能基於自身語言學上受的訓練，機敏地搜集口傳的諺語、民間歌謠與故事，並且根據手上的材料，彙整出這些語言的字彙和文法，並設法推導出他們所屬的語系，及其所受地理分佈上鄰近語言的影響。幾乎可以說，蘭司鐵的人生有很大一部分，乃是由語言及對語言當中的真實之追尋所構成。
蘭司鐵在大學時代曾修習東方語言課程，在芬蘭語、梵語和其他語種的語文學上有一定的基礎。那時芬蘭的語言學界正瀰漫著一股尋根的氣氛，究其原因，部分是受到十九世紀前葉倫洛特（Elias Lönnrot, 1802-1884）的影響。這位熱情的知識份子，花費多年的時間走訪芬蘭、瑞典與俄羅斯邊境，蒐集了一系列講述英雄人物事蹟的口傳詩歌，纂述成芬蘭長篇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此舉不僅保存了許多古代芬蘭語殘留在各地方言的痕跡，也為芬蘭的語言學界提供了一個典範：如果要掌握一個語言的發展歷程與現況，就必須有意識地去搜集當下還在流傳的民間口傳歌謠與故事。
另一方面，就在《卡勒瓦拉》預備問世的同一時期，語言學家卡斯騰（Matthias Castrén, 1813-1852）正對芬蘭語和中古突厥語、蒙古語和通古斯語之間的關聯抱持濃厚的興趣。芬蘭語究竟源自何處，它是否有一古老的根？卡斯騰在研究了上述諸語言的特徵、分佈範圍與傳播路徑之後，提出阿爾泰語系可能為芬蘭語之搖籃的假設。稍晚，主攻印歐語言學的多納（Otto Donner, 1835-1909）也將研究的階段成果用於芬蘭－烏戈爾語族（Finno-Ugric languages）和阿爾泰語系（包括突厥語、蒙古語和滿－通古斯語）之間的比較，並於1883年成立芬蘭－烏戈爾學會（Finno-Ugrian Society），鼓勵學者進行相關的研究。
乘著這波浪潮，蘭司鐵受到多納與學會的資助，準備著手進行蒙古語的研究。蘭司鐵本來預備將精力投注在蒙古的書面語上，但突厥學教授卡塔諾夫（Nikolaĭ Katanov, 1862-1922）認為若要進行相關研究，應該要將重點放在蒙古各地的口頭語更為適當。就這樣，蘭司鐵背負著學會的期待，開始前往蒙古各地區進行語言調研。1898年後半，正如紀錄片中所言，蘭司鐵到了烏爾格（Urga，即烏蘭巴托），向蒙古的喇嘛學習蒙古語。基於倫洛特的《卡勒瓦拉》經驗與學院的訓練，蘭司鐵相當敏銳地搜集了許多民間歌謠、諺語、謎語以及口傳詩歌。當時透過傳教士涅斯特格德（Ole Naestegaard, 1864-1929）的協助，蘭司鐵也很快地整理了喀爾喀蒙古（Khalkha Mongol）的方言，並採集當地的民間語料作為研究材料。蘭司鐵很快地發現蒙古語和突厥語的高度相關特質，他不僅定期將研究的成果寄回芬蘭與學界分享，也很快地在1902前後出版了喀爾喀蒙古語的研究成果。
蘭司鐵於1900年前後，還在蒙古搜集了數段蒙古的英雄史詩《江格爾》。在遊記中，他說「正如俄羅斯的商人會在蒙古的鄉間購買各式商品一樣，我也在扮演一位商人。我購買歌謠、史詩、諺語、謎語及其他相似的東西。我散播消息，說若能將（史詩內容）轉寫至黑色筆記本中，每頁我會付你五個銅板。如果我判斷轉寫出的字沒有錯誤，我還會把價錢加到十個硬幣。」在其後數次的東方旅行中，蘭司鐵每次都會盡可能採集大量的語料，加以整理出版，以期讓其他研究者便於利用，協助探究芬蘭語和阿爾泰語系之間可能的關聯。1903到1904年，蘭司鐵在卡爾梅克（Kalmyk）蒐集到了許多口傳的故事、謎語、諺語與詩歌。例如他從當地的商人口中採集到的這首相當有畫面感的打油詩：
小拇指說：都給我站住！
無名指說：在哪裡站住？
中指說：我們去偷馬！
食指說：偷馬是犯罪！
大拇指說：罪我來承擔。
不知道是否是因為蘭司鐵在從事語言研究的過程中接觸了大量具有虛構情節的口傳文學之故，閱讀他的遊記時，腦中自然會浮現文字沒有特別提及的畫面。在影片旁白中，當他的遊記一被中性地朗讀出來，眼前就會浮顯二十世紀前葉蒙古、新疆、日本與南韓的風土景觀。在此同時，腦中的景觀又會與實際上搭配的紀錄片畫面相疊。此時正因為腦中景觀與紀錄片畫面的內容有著奇妙的出入與參差，於是更增加了觀賞時產生的詩學空間。這樣的景況，正如蒙古史詩的吟唱歌者在按照真實存在的地理景觀講述傳說時，當他們這麼唱著：
無邊無際的白色荒原
沒有人煙的白色戈壁
漫漫黃沙的灣溝裡
孤單獨立生長著的
細細的檀香樹哪裡去了？
思忖掂量著
這棵樹的樹蔭下
把栗色的白額駿馬
拴著撂在那裡
人們由於聽見這樣的詩句，在腦中浮現幻想的景觀，此景卻又逕直疊加在眼前看著的「真實」景觀上，產生錯落與參差。就在這個時刻，那些過去的，消逝的，不知是否存在過的移動宮殿、英雄、神怪，被置放在那些當下的、暫留的，可能正在存在的場景當中。這樣一來，「聆聽史詩－觀看實景」的雙層結構，便可並列於「聆聽旁白或訪談－觀看紀錄影像」的雙層結構旁。此刻，我們回想起紀錄片的旁白引用蘭司鐵遊記中這一段：「蒙古人有一次好奇地問我：是怎樣的瘋子才會想蓋矗立數個世紀的房屋，畢竟所有的人都將在旦夕間死去。」那時紀錄片拍攝著位於日本的幾個廢墟，那些建築與頹圮的空間，正是過往輝煌的史詩與故事消殞的隱喻。而這件事，似乎也正與蘭司鐵在日語及日本文化中瀰漫的「無常」、「浮世」相契。他一生的起伏與戲劇性遭遇，終將也在榮枯的世道中成為幻景，成為一段講述的記憶。這講述產生的畫面，也終會在下一世代的聆聽者眼前，參差地疊加於暫留人間的日常景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