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編按：本篇訪談為《紀念中國城》參加日本山形影展時，影展單位對導演進行的專訪。Giloo紀實影音獲得影片製作團隊授權，經微幅調整後轉載，特此感謝。）

那先讓我們談談看完電影後的感受吧。可能影片中的情況在很多城市都會發生，隨著城市開發，一些其實很漂亮的大樓漸漸成為廢墟。隨著政策的改變，這棟建築物的變化讓我感受到，讓我有種說不出的特別印象。在山形影展正式特刊中的介紹，把您的電影概括為「記錄映畫」，而記錄映畫和紀錄片有一些不同之處。電影尾聲，看到最後關於「輪迴」的字幕，透過那段的描述，我能感覺到導演想表達的一些內容。昨天和今天的放映之後，有沒有接觸到一些觀眾的反應？

君典：嗯⋯⋯觀眾的反應⋯⋯可能不喜歡這部片的人就會走掉吧，也沒來跟我說。有來跟我反應的人，基本上都是蠻喜歡這部片的。有一個應該是電視台的人，他跟我說，他覺得我的紀錄片是某種「未來紀錄片」。其實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是否運用所謂「未來」的手法，不過我自己看電影的習慣、看電影的養成，很大程度地受到法國新浪潮和日本新浪潮導演的影響，或許那些東西是潛移默化的，所以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會一點那樣的影子。不過我蠻好奇剛剛提的，記錄映畫和紀錄片的差別是什麼？在台灣似乎沒有這樣的分類說法。另外，這次《紀念中國城》和韓國的《The Slice Room》一起放映，我覺得策展單位非常用心在排節目，他們把類似的主題排在一起。我和他的主題都是關於都市更新、拆遷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態，但兩部作品是完全不一樣的手法，探討的面向、片中對人的看法都是非常不同的，能夠排在一起放映，它其實產生一種對話。不知道對韓國導演來說是如何，但我從這裡學習到了一些東西，所以很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我覺得這部作品不是用直接的方式，把社會的現狀講述給觀眾，而是提出城市開發方法的概念，導演有這樣的意圖嗎？

君典：的確是這樣，我覺得在處理這議題的時候，就像我昨天映後座談時提到的，我之前有拍過也是都市更新的案件。那是關於一個位於台北市士林的民宅，被劃入都市更新區塊而將被迫拆除的事件。當時我拍攝的方式，比較是大家所熟悉的紀錄片拍攝方式，我自己也參與在那個社會運動中，跟著社會運動的發展拍攝。拍完那部影片後，我覺得人在社會運動的潮流裡，會容易失去自己的想法，朝著運動的方向前進，這並不是反對社會運動，而是我認為人參與在運動之中，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是困難的。所以在拍攝《紀念中國城》時，我就嘗試用另一種方式來說這個故事。也剛好在台南，並沒有發生所謂保存「中國城」的社會運動，因此這部作品並不是很直接地將現況呈現給觀眾，而是拋出一個問題，用相對抽象的方式，來表達我對這棟建築物，以及生活在這棟建築物中的人的感知。

你的影片採用許多黑白靜照，夾帶議題，帶給觀者城市變化和人的孤獨的感覺。今天我也參加稍早的映後座談，QA時有一位觀眾向導演提問，一開始你其實是先用了比較常規的動態攝影來拍攝，卻感覺不太對，後來選擇只帶錄音器材和底片相機到拍攝現場，透過靜照來呈現。可否談談你為什麼覺得動態影像感覺不太對？

君典：我覺得導演在拍攝每個作品時，可能都要想清楚要用什麼媒材、媒體來表現所要拍攝的主題。如果我今天要拍的是社會運動，例如香港陳梓桓導演的《亂世備忘》，卻帶著底片相機拍攝會是非常不合時宜的，因為它比較笨重，底片的後製又比較麻煩，因此若是拍攝社會運動，我就會選擇帶著小DV去拍攝。但中國城的狀況不同，那裡的人們聽聞要拆遷，基本上反應並不強烈，沒有抗議或其他行動，基本上幾乎是「靜止的」，和原本的狀態相同。因此我開始思考我該如何表現這樣的狀態，而動態影像並沒有辦法確切傳達我對那個地方狀態的感受，所以後來選擇使用靜照。但其實片中仍有穿插部分動態影像，當時拍攝的想法是，我使用動態影像拍攝動物；人物及建築物則使用靜照。這樣選擇的原因是，靜照延續我剛才所說，呈現中國城很靜止的狀態；住戶等著建築物被拆，但仍未有任何行動的狀態。這些靜止的人們並沒有太大的能動性，拆遷後並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沒有太多的選擇，就像結尾所說，他們是「在輪迴中的無力者」，沒有能力自由地移動到其他地方。然而建築物被拆除後，動物還可以自由地、具有能動性地移動至其他地方，因此我才選擇用靜照呈現人物、建築物；用動態影像呈現動物。

我看的時候也有發現動物全部是動態，人物都是靜照，作為觀者能夠感覺到導演想表達的意圖。另外還想談談聲音方面的問題，您的聲音設計很特別。在QA的時候也有觀眾提過問題，麻煩您再多談談關於聲音設計的想法。

君典：這部片的聲音從方法來講，基本上還是收錄現場的環境音，之後再做五十倍、一百倍的放慢處理，放慢之後的聲音，會變得扭曲、奇怪、變形，這樣的效果我自己滿喜歡的。扭曲的聲音從現成物而來，從現實擷取過來之後變成一個素材，再現它，我自己很喜歡這樣子的過程。放慢的方法，跟整個影片和中國城給我的感覺很契合。中國城像是一個被時間所遺棄的場所，所以我試著把那裡許許多多的環境音做這樣的處理。

大家都會說作為導演需要有個觀點，所謂的「point of view」，在談論觀點的時候講的都是視覺性的東西、怎麼講故事。但是除了視覺以外，導演在拍攝場域，五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電影是有限的，沒辦法完整的再現導演所想要再現的五感。我能做的就是從視覺跟聽覺這兩個層面，試圖去逼近或靠近當時我在那個場域所感受到的，所以在聲音上做很多處理。

現在想問一些比較細節的問題。在您的電影裡面沒有出現任何年輕人，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跟中國城有關的都是中老年人？或者你故意迴避出現年輕人的形象？

君典：那個時候還住在中國城裡的都是老人家。唯一稍微年輕的，就是那位衣服店的老闆。那是他們家裡開的店。他三十出頭歲，跟其他人比起來相對年輕，他在中國城裡顧店。可是在裡面的住戶基本上都是老人家。說到這個我想提一件題外話。跟我同一輩的年輕台南人，他們都會跟我說滿多跟中國城相關的故事。那些都是鬼故事、幽靈故事。這些故事，一開始是有想要放進去電影裡面的，但後來我覺得應該還是以住在那邊的人、他們的故事為主，而不是外面的人怎麼去詮釋中國城。

有一個卡拉OK的電視畫面裡，突然出現貓的臉，畫面接著逐漸移動到水塔和貓。在這裡導演的意圖是什麼？

君典：那個卡拉OK機是位在中國城的地下室。中國城以前是住商混合，後來變成娛樂型的，有電子遊藝場、有戲院、有舞廳、有冰宮，也就是娛樂型的大樓。但是這些娛樂型的東西全部都消失了。現在那邊唯一還作為娛樂使用的就是卡拉OK機。也都是老人家會去那邊唱歌。一開始到中國城最吸引我的就是卡拉OK機。過程其實拍了滿多關於卡拉OK機的畫面，所以片頭和片尾都是這樣使用。貓和水塔是位在中國城的頂樓。一個是最低的；一個是最高的。其實電視裡面放貓的影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是覺得貓很可愛（呵呵）。從影像的敘事來講，開場的時候是在地下室，但因為在地下室其實看不到中國城的全貌，我想在影片前段就讓觀眾看到中國城的全貌，所以我要想辦法怎麼讓敘事從地下室能夠接到頂樓上去。剛好我在頂樓拍了一隻貓，那隻貓的眼睛直直盯著鏡頭的魅力很棒，又剛好可以讓我從地下室移動到頂樓去，讓觀眾看到中國城的全貌。

開頭和結尾都是卡拉OK的鏡頭，我不清楚卡拉OK唱的是什麼樣的內容。導演特意採用了卡拉OK唱歌的場面，也許有特別的意圖？是否歌詞的內容和中國城的命運有一些關聯？

君典：有一點點，不過算是巧合。開頭的兩位男女在對唱的，算是情歌吧，是互相傾訴愛情的歌。中間也有用一段使用到卡拉OK，是在訪問管理員伯伯的時候，他講說以前有很多年輕男女會聚集到中國城這邊，那時候剛好他家的電視裡放了那段卡拉OK。我是用拍照拍到不是錄影錄到的，拍攝時歌詞的內容剛好唱到青春很美好。最後結尾的卡拉OK沒有人唱歌，那時候選了幾首歌，後來覺得這首最適合。那首歌的歌名叫做《舊情也綿綿》，舊的一段感情綿綿不絕。歌裡的情感很適合作為ending。

了解，電視上出現的歌詞才是跟中國城的命運有關聯。透過您的電影，我們日本人也不得不想像到未來的社會狀態。日本現在人口不斷的減少，我們想到將來的日本社會時，還是感覺到一種焦慮。請問您的電影是不是特別強調要反映這個社會的狀態？

君典：這算是拍這部片的其中一個動機。昨天在QA有講到三個場景，這是其中的一個。在台北有些地方，像是西門町，西門町算是後來又再繁榮起來，但是中間大概是我國小的時候，12-13歲的時候，那時候的西門町是一個有很多廢棄大樓，比較像是流氓聚集的地方，很多混混在那裏鬧事，家長們會說：「不要去那個地方。」那個狀況就跟我去拍攝時的中國城很像。講到中國城，台南的年輕人也會說：「喔！那個地方有很多混混」，是一個社會治安的死角。我是從台北到台南唸書，而在台北，這樣的地方都已經被整治、規劃掉了，到了台南發現也有像以前台北那樣的場所，覺得特別有意思，這是拿起相機去記錄的動機之一。

像中國城那樣的老建築物，變成廢墟以後，有的改建成很漂亮的大樓或其他的建築物。導演是否認為中國城那樣的建築物，最好能改造成另一個很漂亮的「未來中國城」？當然事物肯定有其消滅的時候。廢墟化以後再重新改造、變成另外一種東西，這是導演所希望的嗎？

君典：我對於建築物要被保存或者被拆掉，其實並沒有一定的定論。我比較著迷的是建築物衰老的過程。我覺得一個建築物也像是一個生命體，也是一個活著的東西，可能剛蓋好的時候非常新穎，很多人過去，那是他的青年時期。而我剛好記錄到了中國城的晚年、衰老的過程。談到中國城要拆或者是要保存，台南的市民其實都希望拆除，他們覺得那是一個治安不好的地方。而且中國城在台南運河旁，剛好擋住市區到安平這一段。老一輩的台南人會說，以前從這條路可以直接看到運河的源頭，直接看到夕陽，非常漂亮。中國城蓋好之後反而把夕陽都擋住了，因此大部分的台南市民是希望拆除。當然住在裡面的人並不希望拆除。我不是台南人，也不是中國城的居民，我沒有辦法代表任何一個立場替他們說話。對我來說，我能做的就是去記錄一座建築物如何衰變，他曾經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可能從前是人聲鼎沸的狀態等等，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請問導演還有沒有什麼訊息想傳達給電影節的觀眾？

君典：再稍微延續關於建築是生命體的概念。這個概念其實並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而是來自一個學建築的朋友。有一次我在跟他討論我參與的台北民宅保存運動，那位學建築朋友的想法和一般建築界不太一樣。大部分建築界人士還是會覺得老舊建築要保存下來，而他的看法是，建築物總有一天，就算不是人為拆除，也一定會被天災毀掉，總有一天會毀掉。這個想法讓我印象很深刻，跟社會運動或主流建築界在談論的東西都不太一樣，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大概是受到那位學建築朋友的影響，我想把中國城視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而我那個時候能做的就是去記錄它的最後一段時光。

另外，中國城的設計師是李祖原，李祖原某種程度上是大中國思想。在台灣可以分成支持統一跟支持獨立的人，而他是偏統一派的。李祖原設計的建築物特色就是都非常高大，台北101是他設計的，高雄的85大樓也是。他所設計的建築，面積或高度都很大，也收到非常多的批評。有一部分的人認為中國城要拆，是因為覺得那棟建築物非常醜，有很多的中國元素。而他設計的其他建築裡也有很多的中國元素。所以，有一部分主張要拆中國城的人，也是因為李祖原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