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Manny Babbitt因為在侵入住居行搶中，殺害78歲的Leah Schendel，經陪審團判處死刑，在入獄約20年後，於1999年5月4日以注射毒液方式執行死刑。這幾行簡短、敘述性的文字紀錄了Manny犯案到執行死刑這段長達20年的時間，而如同這段冰冷的文字，在執行死刑後，這兩條生命就應該像被冷凍到地底，漸漸被世人遺忘。直到2015年《最後的自由時光》短片問世，訴說任何失去的生命都不曾被忘記，Leah Schendel不會被遺忘，Manny 也不該被遺忘。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本片以Manny兄長Bill Babbitt訪談的過程為軸心，描繪出Manny 從出生到遭執行死刑的日子(美國並非是廢除死刑的國家，部分州仍存在死刑)，透過拍攝真人訪談過程，再以動畫方式顯現，除了讓Bill的回憶能更以畫面、象徵方式呈現外，透過除去Bill的膚色，以強烈方式傳達對於Manny案中種族歧視的抗議。Bill平實卻富含遺憾的口吻，撕去死刑犯「怪獸」標籤，刻劃出的Manny的真實人生，從小因車禍而導致學習緩慢，輟學、從軍參與越戰、戰後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住過精神病院、離婚、成為遊民，然後犯案。在審判過程中，因大選將至而求處死刑的檢察官，未盡辯護責任的律師，全白人的陪審團，結構性的導致Manny遭判處死刑，且遭執行死刑。這類案件在當時實在不算少見，以描繪Bryan Stevenson律師真實故事的《不完美正義電影》中Herbert Richardson也是因參與越戰而患有精神疾病，犯下殺人案件而遭判處並執行死刑的案件。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Manny案件不會被稱為嚴格定義下的「冤案」，死刑議題上被拿來討論最多的就是司法誤判的危險性，但抽掉誤判的討論後，Manny案更能反應出精神病患、弱勢社經地位的被告在整個司法程序中所面臨的困境。Bill原先是一個支持死刑論者，但從局外人角色變成死刑犯的家屬，甚至是因自己的舉發而讓弟弟遭查獲，透過講述者角色的切換，引發觀看者去內化省思種族歧視、精神疾病、司法制度、死刑議題。Bill在Manny執行死刑時，看到Leah的家屬，猜想他們對於死刑的期待，受害者家屬的苦痛，確實讓人動搖，但死刑犯家屬的角度確實是在整個議題面向中最被忽視的聲音，也最容易被連坐法式汙名化的角色。Bill對於Manny的種種不捨，並非淡化犯行，反而更是思考司法制度進步的契機。
歐陽修《瀧岡阡表》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意思大概是若已經盡力替死刑犯尋求求生機會，但仍然找不到活路，那麼被判死罪的人與我都沒有遺憾。但這段說寫來簡單，但做起來永遠都是無比艱難的，就像張娟芬老師在《殺戮的艱難》所提到的，「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最後的自由時光，究竟何時是Manny最後的自由，是執行死刑前？犯案前？遭逮捕前？或是參與戰爭前？在罹患精神疾病後，活在地獄的人，又有什麼時候是真正的自由時光？我只希望說完這些故事的Bill，可以真正自由而不帶枷鎖活著。若是本片是一個沉重且深刻的怒吼，那請讓更多人看見，思考後存在的回音，可能就是我們能給受害者們最後的安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