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就想先講點話。我掙扎過是否要把這筆記錨定在本紀錄片片尾的時間點，但最後還是覺得要放在開頭，尤其是正片開始之前。 這是一部充滿口頭言說的紀錄片，其中包含大量的對話、旁白、朗誦及其他運用到口語的行動。我非常喜歡這種大量言說的，講個不停的紀錄片，很像邀請了一、兩位樂意針對主題滔滔不絕地講話的人來作客，並且無意打擾自己的生活。這使人想到諸如荷索的《Gesualdo Death for Five Voices》（1995）或克里斯·馬克的《來自西伯利亞的信》（Lettre de Sibérie，1957）等等。這樣的片我會看數十遍，直到自己對裡面對話或旁白的節奏掌握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我就會開始畫畫。「聽人講話的時候畫畫」一事極其幸福，以畫畫為中介，我似乎能夠更沈浸到介於說話者（例如約翰伯格本人）與觀眾（這邊是我）之間的訊息傳遞空間中。 稍晚，各位朋友只要稍看本片一會兒，便會發現約翰伯格在與蒂妲·史雲頓對話時也在動筆畫畫。初次看本片注意到這件事時，我相當高興，好像遇到了知音。說起來，昔日會講又會寫的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也畫，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也畫，薩替（Erik Satie）也畫。普希金的畫充滿了人的側臉，本紀錄片也是，有各式各樣的銳利的、柔軟的、沈思的側臉。側臉的好處在於除了明顯地看出一個人猶如皮影戲似的剪影輪廓外，保留了彷彿向著虛空凝視的眼神：被繪者可能意識著或並未意識著自己的模樣正被繪製，且擺動在這兩種傾向之間，好像一下子處於某種「呈現出自然的自己」的狀態，一下子又處於某種「表演」的狀態。攝影機在對著人拍攝的時候，被攝者也會有這樣的擺動，只是每個人適應攝影機的程度不同。而這種擺動，會使得人本身掩藏的東西不慎洩露出來，但是面對這種洩漏，若人沒有惡意，則其中便有使人珍重的親密感。我想約翰在與蒂妲對話並執筆畫畫時，或許也是因為熟知此事。 總而言之，在看這部片時，我經常在畫畫。我雖然畫畫，卻看得更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