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燈初上，我坐在燈光昏華的小酒館，杯觥言歡，熱菜一道接著一道上桌，煙火如夢——這是台北城許多夜生活的選擇之一，你可以揀一扇看得順眼的門，門後透著誘人的溫暖的燈光，清涼的空調與滿觥的酒水。選擇讓我們感到快樂，恍若自己是個富人，暫且坐擁這一個夜晚的不虞匱乏。
然而，這樣的門，這樣的去處，同時是許多人無法選擇的選項——他們身無分文，一無所有，故縱然眼光流連在那燈火繁鬧的屋簷之內，仍舊身為這座城市的局外人。
譬如莫娜。
安妮華達在《無法無家》這部電影裡，使用了紀錄片的視角，透過一名年輕的流浪女之死，述說著這名看似放蕩不羈、離經叛道的年輕女孩，她的流浪在各種階級、各種背景、各種心境的人眼中，折射出怎麼樣的，個人乃至接近私密式的凝視。
他們凝視著她，一如凝視著那個失落的、心虛的、悲傷的、孤獨的自己。
我們總以為選擇釋放我們的囚窖，讓我們握取自由。但像莫娜這樣的人，正因為一無所有，使他們無從選擇，故而才接近了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並非將慾望的一切盡攬手底，而是放棄、放棄、放棄，直至身無他物，只剩下自己，與自己。
莫娜是唯一真正了解這點的實踐者：她從不逗留一個地方太久，縱使有了像樣的條件與機會，她也輕易地浪擲掉、毫不猶豫地轉頭離開。
這樣的舉動很輕易地可以激怒旁人——尤其是在那些自居為施捨者與幫助者的眼中，莫娜簡直是無藥可救地墮落。她與男生廝混，投機取巧，誰都可以依靠；只願意做粗重的簡單勞動；從不清理自己，一頭雜亂的長髮像巫婆般，在冬天的寒風中恣意地舞動。明明可以在某個地方穩定下來，她卻只想抽大麻與睡覺；做甚麼都是出於玩票，從不認真看待任何事情。
莫娜像一具空殼，四處遊蕩的虛無形體，她是一隻偶然被海水沖上岸、等待被沙礫填滿的貝殼，誰都自以為可以命名她、重塑她、填補她。
但當他們發現自己辦不到、或根本沒有能力真正觸碰她，這種時候，他們便覺得憤怒或被背叛了。譬如一頭亂鬍隱身於牧羊人之中的學者；譬如被孤獨感緊縛的大屋的女傭。他們詛咒她，或者掛記她。他們以為她是自己從未實現或白白浪擲的一部分，不明白她根本不屬於任何徒有名諱的關係。
包括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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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女人，像莫娜這樣的浪蕩者，總是一不留心便面臨危險的。譬如當她被女教授隨意放下車在樹林中野營時，便遭到了被陌生男子強暴的事件。奇異的是，這些創傷似乎並沒有在莫娜身上留下太多的鑿痕，她依舊是她自己，那麼任性，依靠直覺，從不計畫。
我們可以從她的眼睛讀到一些些痛苦或疲憊的餘漬，但她整個人並沒有因此被擊垮，她仍然信任著人，那些對她伸出援手、眼睛善良的陌生人，不分男人或女人，年老或年輕，膚色或國籍。
真正擊垮莫娜的，是寒冷，以及肺炎。
電影的後半部，莫娜很明顯地患上了肺炎，因為濫酒無度，因為總是處於寒風凜凜之中，她不斷地咳嗽，披著破爛的被布，外套拉鍊壞了靴子也折損了，她就是那麼不經心地將就著，將就著流浪者無可選擇的現實，也不願意在他人幫助下謀得安定。
因為她連自己都可以徹底拋棄，一無所有乃至無可選擇，她在所有人眼中才是真切的自由之身。
直到最後，就算她不敵虛弱與寒冷，而滑落溝渠的時候，她都是徹底自由的。
我們那麼捨不得拋棄自己，曾有的與可能擁有的，所有的失去、可能、機會和錯誤，我們以為自己總有選擇，以為人生不過就是不間斷的選擇所串聯堆疊的巍巍的城垛，豈知道我們自以為穩固溫暖的柴垛城牆不過是虛假的自滿與建構；所謂的選擇，不過是意識上的奢侈的虛無。當我們面臨毫無選擇的境地時，現實才真真確確地撞到了我們眼前，撞得我們暈頭轉向，毫無還手的餘地。
所謂的自由世界，不過是有些人不慎跌倒，有些人縮脖熟睡，有些人偶然地、因為莫娜這樣的闖入者、而倏然驚醒。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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