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以「哪吒」這個神話人物隱喻父權社會中的異己（the other），而小康被母親冠以「哪吒」之名，宣示了小康在死氣沉沉的父權社會中的異質性（otherness），這種異質性從小康的反叛與對異性戀者的復仇中可見一斑。然而，蔡明亮除卻以小康讓我們見識異性戀霸權對於異己（小康作為同性戀者）在情慾上的壓抑，亦讓我們見到父權社會對異性戀者的脅迫。阿澤的家總是淹著水，此處的水除卻以家的破敗明指了資本主義對人性的摧殘（阿澤破敗的家顯示了他在資本社會結構中的落魄潦倒），更暗示了無孔不入的原生慾望與父性社會的枷鎖重重相逼，造成異性戀者無從擺脫的困囿。 然而，同在九零年代的日本，橋口亮甫的《二十歲的微熱》早已擺脫標籤理論的桎梏，用更進步的視角窺看同性戀群體中的性別再生產。若比較《二十歲的微熱》和《青少年哪吒》，便會發現蔡明亮仍以一種現代主義的排斥模型再詮釋同性戀與父權社會的關係，橋口亮甫的做法雖然仍讓我們見識到父權社會不散的陰魂，但卻超出了探討同性戀議題時的慣常視域。這也讓我們能進一步思考，世界影展對於同志電影的揀擇是不是仍停留在將同性戀視為異己與弱者的陳舊規制中？這有助於同性戀在社會中被等閒視之嗎？還是更加深了同性戀與社會的隔閡？蔡明亮在世界影展的成功與橋口亮甫的沒沒無聞或許替上述疑問做了一個恰當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