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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ucky Woman"
《逃跑的人》跟拍八年紀錄了「逃跑的」移工草雲與維興的生活,是這次「再見真實獎」入圍片中最震撼我的作品。與 2019 年《阿紫》關於新住民女性嫁入台灣家庭的紀錄片不同,《阿紫》選擇了巧妙平衡於主角、夫家、越南老家等觀點和張力,而《逃跑的人》卻是深入「非法移工」此一視角,幾乎讓政策面、政府面的描寫缺席,但也因此微妙地呈現拍攝者/觀者與被攝群體越接近,越必須「旁觀他人痛苦」之不適。 換句話說,當《逃跑的人》越要拍出他們的日常一面,或說那些促成生命行動、實現自我價值的積極面向,越反映一個更大的基底:「沒有選擇」。正是紀錄片本身不以獵奇為目的,所以無論在縱長的日子好壞波動──那些糟糕的境遇,包括工傷的殘肢──,或是在橫切面的──越接近被攝對象,越無法完全同理的陌異,「我們永遠都無法感受到的慘事」──都有著比獵奇更深層的不適感。可以說,《逃跑的人》擊中我的核心在於:「沒有選擇」就是最令人不適的痛苦。 以草雲為例,看起來在台灣的生活,她有自己的舞台,還有同儕、後輩的社群連結,但在片中,也傳達出這些根本無法構成一個夠強的信念,或是無法構成一個堪當「選擇性」的東西,壓倒性的是台灣與母國的工資比,令她離開兒女,離開合法身分。不是這些東西留下她,而是她有這樣韌性的特質,就算她是「沒有選擇的」,還是會有這樣的表現。為什麼離鄉背井?為何能不被疾病擊倒?當越是深入看待「沒有選擇」這件事,我們隨著導演從略有所知,到稍能同理,最後卻是要承認:我們很難理解「沒有選擇」這件事,所以才令人不適。《逃跑的人》也因此克制而動人地再現了拍攝者與被攝群體、人與他人弔詭的親與疏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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