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劇本時，覺得太容易的東西，往往沒什麼價值。」
耿軍，出生於東北，擅長在黑色幽默與現實批判之間遊走，關注個體的生存狀態，也敏銳洞察人性的幽暗面。他的電影，如《輕鬆＋愉快》、《錘子鐮刀都休息》、《漂亮朋友》、《東北虎》，無論荒誕寫實或深沉悲愴，都展現獨特的敘事風格與美學語言，挖掘愛與控制、生存與崩潰的模糊邊界，捕捉現代人的荒誕與孤獨。
耿軍在創作時始終思考，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設計情節，而在於如何捕捉真實的情感，而不是流於套路。「張志勇這個角色最難寫，他要面對婚姻、家庭，還要面對自己。他的掙扎比徐剛複雜得多，因為多了一個家庭的壓力。」情感很容易寫得流俗，那麼四、五十歲的男人，他們的情感究竟是如何開始的？在《漂亮朋友》中，這種掙扎來自於現實生活的壓力與社會期待的碰撞，使角色難以擺脫束縛。耿軍認為，電影的獨特魅力在於，觀眾無法預測下一秒會發生什麼，而這種不確定性，正是他寫作時給自己的挑戰與審美趣味。
「我們為什麼會喜歡小貓小狗？因為它們的內心和行為是統一的。」
在電影裡，薛寶鶴這個角色也展現了某種直覺性的純粹。現實生活中，他可能會被環境馴化，習慣有禮貌地拒絕、體面地應對一切，但在《漂亮朋友》中，寶鶴對於角色的演繹無需受到框架束縛，而是成為了一種動物、一頭野獸，「當愛慾燃燒時，他的內心與行為達到統一，像小貓小狗一樣純粹。」相比之下，演員本人十分害羞，面對觀眾的熱情時會有些無措，仍需保持彬彬有禮、得體周到。「唯有在電影裡，薛寶鶴才能真正野獸化。」
「她們像野獸一樣，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且毫不遲疑地去爭取。」
在《漂亮朋友》中，女性角色顯得比男性更為果敢與堅決。「她們不僅勇於爭取自身權利，也展現出強烈的保護意識，願意為伴侶挺身而出。」耿軍說。
電影中的女性角色思維清晰、行動果決，從不拖泥帶水，也毫不猶豫。「這股行動力來自她們對伴侶的責任感——『保護我的伴侶，是我現在最大的動力。』」在充滿風險的世界裡，她們的目標是排除危險，確保所愛之人不受傷害。這種驅動力不僅來自情感，而是一種本能，如同野獸天生的保護機制。
相比之下，耿軍指出，男性角色的情緒則更為內斂，難以直接表達內心的痛苦，甚至選擇無聲地崩潰，情緒被壓抑、積累，最終爆發。「什麼是生理？我掐你一把，這就是生理。」耿軍認為，電影不只是內心戲，還應該透過生理反應來表達最真實的情緒。當關鍵時刻來臨，男性角色不只是被情緒驅動，而是以「理性的保護者」姿態做出決定，在愛與生存之間掙扎並做出抉擇。
「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愛和控制的界線非常模糊。」
在談及「愛與控制」時，耿軍舉例說：「張志勇在家裡裝了監視器，監督兒子寫作業；離家的子女透過監控關心年邁的父母；養寵物的人，隨時打開 App 確認家裡的貓糧是否用盡，順手補貨。」這些行為出於愛，卻又帶著控制的意味。「這條界線該怎麼解釋？人與人之間總是在彼此束縛，這正是劇作家、小說家最感興趣的領域。」
愛與被愛並非黑白分明，而是充滿層次的灰色地帶，甚至是一片幽暗的地界。「在情感的書寫中，最值得挖掘的，往往正是這種幽暗的力量。」耿軍補充道，「過於明亮的事物，還有什麼可表達的呢？能被表達的，或許就是《色，戒》與《密陽》那樣的故事。」
「如果我的修煉足夠，我希望能將人性幽暗的部分寫得更透徹、更深刻。」耿軍說。
「人總是需要故事，但小說需要文學之美。」
「我特別佩服李滄東，他寫過兩本小說：《鹿川有許多糞》和《燒紙》。」耿軍說道，「我特別崇敬小說家，但總覺得自己寫不成小說，當然，我也沒這個願望。」
不過，某次有位朋友邀請他為新書作序，編輯只要求兩千字以內。「我就寫完寄過去，編輯看完後說，一個字都不用改，直接印了出來。」耿軍回憶道，「結果書出版後，朋友見人就說：『你的序比小說好看多了！』其他人也說：『我看了，確實比小說精彩！』」
這次經驗讓他思考：「如果能寫好兩千字的文章，或者三、四萬字的劇本，那麼短篇或中篇小說是不是也能寫好？」但他並未嘗試。「我對小說的要求很高。」他解釋道，「小說的敘事層次很高，人總是需要故事，但小說不同於一般通俗故事，它還需要具備文學之美。」
近年來，耿軍讀了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的小說《流俗地》，這讓他感慨：「中文的腐敗衰弱已經很嚴重，審查與意識形態的限制，使許多過去的小說難以再版。」他提到，「如果出版社不引進這些作品，我們甚至無從得知它們的存在，比如黎紫書、袁哲生、嚴歌苓的《扶桑》，這些作品有中文之美。但如今的環境，正在慢慢磨損這種美。」
「有太多厲害的小說家了，所以或許創作這件事也不用過於慎重，否則，世上有這麼多大師，大家還拍什麼電影呢？」耿軍笑道。他坦言，偶爾有人提議讓他寫小說，寫幾個短篇或中篇，但目前還沒有真正動筆。「雜誌偶爾約稿，我會寫寫關於寶賀、徐剛、張志勇，或者拍電影周邊的事。」至於小說，他還在思考，是否真的要邁出這一步。
到底是什麼讓我們繼續生活？「就他媽是情感。」
耿軍回憶起《東北虎》的創作歷程，這部片的劇本其實早在 2009 年就完成了，但當時找不到資金支持，無法拍攝。相較於他的其他作品，《東北虎》的規模更大，風格也更古典，「當時的狀態很憤怒，寫劇本時幾乎把內心想表達的東西全盤托出。」
但 2018 年，他重新回看這個劇本，發現有些地方顯得幼稚，於是修改了約 40% 的內容。「相當於是兩個時期的自己在碰撞。」他說，這部電影關心的是人在環境中的狀態與態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只是表面，內裡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樣的內在情緒探索，決定了《東北虎》和他其他黑色幽默風格的作品在表現手法上的不同。「黑色幽默能表達很多東西，但有些故事，情感的重量，還是需要更直接地去呈現。」
這種對於人與情感的關注，也體現在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雪中送炭」角色。耿軍坦言，這種角色的設計與他自身的生命經驗有關。「19 歲時，我得了一場重感冒，當時覺得，只要熬過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但當這個『明天』已經到來時，今天真的有意思嗎？」
現實生活並不溫柔，我們每天都在遭受社會的霸凌，生活的「受辱值」不斷積累。人是要被馴化成無比溫順，還是要原地爆炸？到底是什麼讓我們繼續生活？「就他媽是情感。」跟循內心的參照前進，人才不會活成對生活無動於衷的殭屍。
耿軍說，在人生某些絕境與自我毀滅的時刻，人總會遇到「天使」——不一定是至親，可能是個撿破爛的老人，可能是個路人，當你喝醉倒在東北的雪地裡，他們會把你拉起來。這種救贖往往是無意識的，甚至來自完全的陌生人。「這種微小的善意，就是讓人繼續走下去的理由。」所以，在他的電影裡，這種瞬間是不可或缺的，這些角色雖然看似微小，卻能帶來一絲希望。
談到人際關係，耿軍笑著說：「貓、狗、老虎、獅子，它們都是成群結隊行動的。人也是一樣，需要伴侶、家庭，也需要朋友。」他認為，電影可以書寫家庭，也可以書寫社會關係，比如朋友、敵人、夥伴等等。「有人說我的作品有同志情節，但我不這麼認為。」他解釋道，在他的成長環境裡，男孩子們睡在同一張炕上、一起洗澡、一起游泳，這是極為日常的事。「有些觀眾覺得這裡面有別的東西⋯⋯不過，他們從中獲得這種樂趣也好。」
《漂亮朋友》
「如果拍電影得用上『堅持』這個詞，那還是算了吧。」
對於拍電影這件事，他並不覺得自己是「堅持」下來的。「我不認『苦』和 『堅持』這兩個詞。」耿軍說，「我是個來京務工人員，大家生活都差不多。有人覺得我過得樸素，但說這話的人，也沒豪華到哪裡去。他們去的那些館子，我也都去過好嗎？」
電影對他來說，是一種表達方式，而不是某種艱難的堅持。「如果得用上『堅持』這個詞，那還是算了吧。」
「我想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對這個時代的看法，電影這個載體很有魅力，它能夠跟大家溝通、對話，這是個不錯的選擇。」如果不拍電影，他可能也懶得改行。「做了這麼久，也懶得改行了。」
當然，創作的過程並不總是一帆風順。《東北虎》經歷了 14 次審查，修改了 8 次，這讓耿軍感到既憤怒又無力。「這不過是一部電影，但他們把電影當成現實來審查，甚至要求片尾加上 『誰誰誰受到了法律制裁』的字樣。」
「但真實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壞人未必都會受到法律制裁，這只有電影裡才會發生，荒謬至極。」
他舉例說，《刺客與明信片》的劇情涉及警察與罪犯，這樣的題材根本拍不成。「那我只能換一種方式，去拍一部在表達上自由、在審美上有挑戰、又有趣的作品。」於是，他拍了《漂亮朋友》。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耿軍說，「創作上，我希望能突破慣性，做有挑戰的作品，更自由、更廣闊的作品，這是值得追求的。」
他相信，當一部作品的格局足夠自由、足夠寬廣時，它才有機會成為一部真正能夠與世界對話的作品。
採訪／張可宓、施俞如
撰文／施俞如
劇照提供／耿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