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以變裝為主題的紀錄片，其敘事會在變裝者的兩個身分之間擺盪。這兩個身分固然分為台上的激情表演與台下的日常生活。但變裝理論告訴我們[1]， 這兩者是互相影響的，所謂的性別流動並非指台上一個人，台下又是另一個人，切換身分猶如穿脫衣服。姑且以衣服為例，反而比較像是穿上了某件衣服，它就會形塑你的身分，而你越常穿它，就越無法脫下它；又或者，即使你脫下了，它也持續在你身上發揮作用。
這樣的衣服你還穿嗎？但事實上，我們都無法不穿衣服，就像《姑奶奶》（2010）以字卡呈現其主角樊其輝用「碧浪達夫人」── 變裝後的他 ── 的身分對觀眾說：「在座的會說我是個嚴重的同性戀患者，其實在我眼中，你們不過是些異性戀患者。其實，大家都是病人。」無法不穿衣服好比染病，不是你說不穿就不穿，說病好就病好。假如同性戀和異性戀分別是兩件衣服，那除非我們不穿，不然始終患病，不但身體受衣服形塑，身分也隨之在某程度上被定型
消失的關鍵字
我特別想從衣服的角度切入《姑奶奶》，因為它看起來就不是這部紀錄片的重點，卻與樊其輝較為人所知的身分之一息息相關。如今「肉搜」他，最先跳出來的關鍵詞是「服裝設計師」，再來是「自殺」。這兩個關鍵詞在片中不是失蹤，就是要觀眾猜謎似的自行從樊其輝那如幻似真、曲折而反覆的獨白中自行尋找和拼湊線索。例如，戲中並未指明樊其輝是位服裝設計師，或呈現他從事服裝設計的一面，卻以透過一再打在字卡上的「健談的裁縫」來影射，談的卻是生死愛慾，無關衣服。至於他自殺則是《姑奶奶》於二〇一〇年稍早完成並上映後不久的事[2]， 如此，該片錯過了追蹤樊其輝的人生直到最後的機會，兩者之間就差那麼一點時間，難免令人遺憾 ── 等等，這到底是誰的遺憾？遺憾的原因和內容又是什麼？
十四年後看《姑奶奶》，我邊看邊忍不住把這份遺憾想了又想。翻查資料發現，邱炯炯是二〇二二年台北電影節的焦點影人之一，他在映後講座上提到，與樊其輝約好十年後再拍「末篇姑奶奶」，對方卻「因抑鬱症輕生過世，留下無限遺憾。」[3] 邱炯炯口中的「遺憾」可分拆成兩個層面：一、樊其輝離世固然是個遺憾；二、無法以另一部作品再續樊其輝的故事，並把故事說到最後則是另一個遺憾。第一個遺憾具有普世性，無論我們是否認識樊其輝，大抵都會認同這是個遺憾；第二個遺憾則出自導演或創作者的角度，此角度以樊其輝為源頭，順著其人生發展出敘事，遺憾因而在於敘事的無疾而終。
不可靠的敘事者
然而，十四年的「時差」與戲外的發展 ── 死亡 ── 為如何觀看《姑奶奶》和定義遺憾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姑且稱此角度為「後設」，它不受「欲知後事如何」的慾望驅動，但又有別於單純回顧。後設角度不見得就把《姑奶奶》化為紀念樊其輝的作品，畢竟紀念之作需要把紀念對象的生平從頭到底如實道來，好比在靈堂上宣讀生平傳略，偏偏本片主角卻是一位不可靠的敘事者。不可靠的敘事者原是文學創作策略，亦可應用在其他創作形式，其目的多為揭露敘事的複雜性或置疑所謂的「真相」。樊其輝不是在跟我們談文學，但他可被視為文本的主角，或他本身就是文本。而從這個角度看，觀看《姑奶奶》並不會更接近所謂的「真相」，它雖然是紀錄片，卻打破紀錄片比劇情片更「真實」或紀錄片的目的必然是「求真」的迷思。
脫離了求真的框架，不循序漸進地找線索、找到後預設背後必有「真相」待挖，樊其輝那看似次序錯亂，甚至自相矛盾的有一句、沒一句，反而成了文學。邱炯炯的執導為這個文本提供了結構，卻不影響其「疑真」效果 ── 變裝皇后誇張的衣飾與化妝下，不見得就是其真身；把事件發生的順序釐清，也不見得就能區分出虛與實、性與愛⋯⋯。
十四年後，唯一能肯定的真相，是樊其輝在片外的死。片內，因矛盾而更顯魔幻迷人的獨白，以及與之呼應的留白，例如衣服和死亡，使此片沒能肩負典型的紀錄與紀念功能，卻或者成全了樊其輝無法在人間完全達成的穿脫自由。
註1：此處所指涉的「變裝理論」為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
註2：網上資料顯示，樊其輝於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一日亡。
註3：台北電影節，《椒麻堂會》映後講座側記，2022年7月7日。